近期，一批來自基層的寫作者出版了文學作品，如家政女工范雨素的小說《久別重逢》、外賣員王計兵的詩集《趕時間的人》、快遞員胡安焉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等，這些作品不僅題材廣泛、具有較高的文學性，而且帶有生活的質感和現實的力度，其寫作主題與他們的職業狀態和生命經歷密切相關。這些基層作家從“我”出發，書寫真實、具體、多樣的現實生活。用基層文學來描述這種現象，主要有兩點考慮：一是寫作者的身份不是專業的文藝工作者，創作文學是一種兼職狀態；二是寫作的內容與書寫者的基層經驗一致，是用文學把個體的生命和生活體驗對象化、賦予人生以意義的過程。相比底層文學、草根文學等概念，基層文學與20世紀以來大眾文學、人民文學的傳統有關。在互聯網技術不斷普及和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前提下，基層作家、基層文學的興起本身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以文學為媒介、參與到文學的精神生產中。

文學寫作與日常勞動的雙重生產者

范雨素、王計兵、胡安焉在他們的書和訪談中都會提到，他們一邊從事家政、外賣、快遞等體力勞動，一邊從事文學創作等精神勞動，是同時進行物質和精神雙重生產的勞動者。他們的生活被“涇渭分明”地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為了生計顛沛流離、大部分時間淹沒在繁重的勞動中，另一部分是他們在工作間隙如癡如醉地閱讀文學、見縫插針地堅持文學寫作。如果說“寄居”在雇主家的家政工作、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快遞、外賣工作帶來的是繁忙、疲憊和無意義感，那么文學創作給他們帶來的是一種純粹的、有創造性的精神愉悅。

范雨素的小說《久別重逢》講述了一個與閱讀、與書有關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很多書，有童書、課本、哲學書、歷史書、小說，還有隨手拈來的唐詩宋詞、心理學著作、科普類圖書等。文中也引述了大量“我”讀過的書，如《聊齋志異》中的《大力將軍》、課文《楊家嶺的早晨》《森林爺爺》《撈月亮》、蘇軾的詞《浣溪沙》、杜甫的《又呈吳郎》等等。范雨素在訪談中多次提到她喜歡文學閱讀，對讀書有一種難以割舍的“癡迷”，她曾到廢品站給女兒買幾斤書，認為“一本書從來沒有人看過，跟一個人從沒有好好活過一樣，看著心疼”?！毒脛e重逢》反復回憶童年時大哥哥、大姐姐讀書、背書的場景，而且支撐“我”出走的動力以及出走的方向，全部來自于閱讀和書的暗示?！拔摇辈粌H讀書，而且“信”書，不管是讀知青小說到廣西柳州流浪，還是看了《中國青年報》的深度報道到北京崇文門三角地謀生，甚或去鬼神堡尋找大桑樹爺爺，也是因為奇書《鬼神本紀》和圖書館里的“地方志”。這些書充當著“地圖”的功能，指引著“我”的人生方向。與這種文學世界相參照的是，“我”在北京打工、從事家政服務的工作，經常遭受到雇主的歧視、刁難和不尊重。

王計兵詩集《趕時間的人》的序言《文學拯救了我》中提到：“讀書寫字愈發成為我生活里最需要的一部分。每次去鄉鎮的集市上，我都會從舊書攤買回來大量的書。舊書攤的書很便宜，有時幾毛錢一本，有時幾元錢一堆，還可以像買廢紙一樣買回來?！睆那嗄陼r創作的長篇小說書稿被父親焚燒，到結婚后“再也沒有向任何家人透露我內心對寫作的渴望”，王計兵沒有中斷寫作，在擁有了電腦、學會上網之后，他“偷偷”在QQ空間里從事詩歌寫作，把寫作作為逃脫緊張、疲憊工作的出口。胡安焉也提到自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在空閑時間閱讀塞林格、雷蒙德·卡佛、杜魯門·卡波特、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曾經有兩年時間，邊開網店，邊在網絡文學論壇讀帖、回帖，也養成了記筆記的習慣。文學為胡安焉提供了把生活對象化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其邊工作、邊反思工作中的“我”的狀態。

可以說，文學閱讀和創作使得范雨素、王計兵、胡安焉變成更充實、更有自省能力的人，他們把自己的生活變成文學寫作的對象，賦予像“我”一樣的人生以意義和價值。

寫“工作”及其三點創新

這些基層作家的作品最核心的主題是“工作”，他們以從業者的身份展示家政工、外賣員、快遞小哥的工作機制。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主義文學的不斷崛起，文學敘述的重點也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F實主義文學中具體的社會、勞動關系中的主體，變成了現代主義文學中抽象的個體異樣地生活在異化的荒原中。而現代主義文學善于表現文化、藝術等非物質生產，如對敘事的自反、對語言的自覺，反而較少關注物質生產（當然，這只是總體的個人觀感，具體作品還要具體分析）?；鶎游膶W的意義在于以物質生產、體力勞動為對象，重新把生產領域打開，讓不可見的生產和勞動變得可見，呈現具體的勞動過程以及工作中與同行、雇主和顧客的關系。在文學性上，我認為基層文學有三點創新。

一是文體不拘一格，具有混雜性?！毒脛e重逢》不是“典型”的科幻作品，故事性也不強，其寫法不是從情節結構、人物性格等西方小說的方法來敘述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而是有點像中國古典小說，以人物為核心，一個人物連著另一個人物、一個地方連著另一個地方，用散點、蔓延的方式把很多人與事串起來。僅以第一章《一個夢》為例，就是從一個夢到另一個夢，夢里套著夢。從戰國楚王幼子分封古襄陽寫起，到1944年“我”的外祖父一家遷到古襄陽的楚侯府。從“我”在夢里變成一只海龜，到這個“夢”變成數學家特斯拉的分形、疊加空間，再到安徒生的童話《海的女兒》、希臘哲學家芝諾的時間“烏龜”、中國民間傳說“牛郎織女”……這些不同脈絡的文化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粘合”在一起，有一種渾然天成之感?！段以诒本┧涂爝f》展現了20年來胡安焉所從事的19份工作，表面上看起來符合“非虛構”的規范，把“在物流公司上夜班”“在北京送快遞”“在上海打工”以及“做過的其他工作”等經歷都用白描的手法一一記述下來，顯得有點繁復，但是這樣不厭其煩地對每一份工作的詳細描述，包括每一次如何適應新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如何與不同人打交道，反而使作品帶有一種史詩感和荒誕感，這些不穩定的工作一次又一次改造、消磨著“我”的身體和精神。

二是對現代主義主題的挪用?！囤s時間的人》以“時間”為題，對抽象的時間的描寫正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議題，只是王計兵寫的不再是《追憶似水年華》式的抽象時間，而是被時間所掌控的快遞員的工作狀態。受到平臺算法規制的外賣員“困在系統中”，時刻與時間賽跑。因為客戶三次留錯地址，王計兵的三個訂單都超時了，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趕時間的人”，這首詩有三段，分別是：“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一個“趕”字突出主體緊迫性；“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時間上的緊迫變成了一種空間上的位移；“每天我都能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外賣員不是卑微的，而是“錘擊大地”的“淬火”人間的主體。這種“趕時間的人”既把外賣員工作中如風如電的勞動狀態呈現出來，又顯示了勞動者處于“物化”和“異化”的境遇。另一首詩歌《墻》中，王計兵這樣寫，“一次意外，鐵皮鋒利的邊緣/割斷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來，這個小指慢慢彎曲僵硬/仿佛身體上多出來的一個鉤子/這很好，方便我懸掛/生活里突然多出來的外賣/那些滾燙或冰涼的外賣/時常掛在鉤子上/讓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墻”，“我”變成了掛著外賣的“行走的墻”。與外賣員相似，胡安焉的快遞工作同樣受到時間的規訓，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快遞員是“時間就是金錢”的現代社會的產物。

三是與他者關系的自反性?！囤s時間的人》和《我在北京送快遞》中所敘述的外賣員、快遞員的工作，曾被專業的作家寫過。不過，現在這些穿行于城市空間的勞動者不再是“被敘述的他者”，而是拿起筆，用文學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種從被敘述對象到敘述者的轉變，是基層文學在文學秩序上的第一重倒置。還有一重倒置體現在“我”與其他人的關系上。在《久別重逢》中，范雨素認為人與人在世間相遇都是親人，這體現在“我碰到每一個和我一樣的弱者，就向他們傳遞愛和尊嚴”、“我在北京的街頭，擁抱每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流浪者；擁抱每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病患者”、“我休息時，照常領著我的兩個女兒去贖罪，給所有得不到尊嚴的人一個溫暖的儀式”。這種對他者的平等和尊重還體現在，范雨素寫了兩篇關于記者的文章《2017，我采訪了11個記者》和《我采訪的記者》，這兩篇文章逆轉了記者與被采訪者的權力關系，作為被采訪對象的范雨素反過來“采訪”記者，她以這種方式展現被采訪者與記者的平等。胡安焉也提到快遞員與顧客的關系，期待顧客能夠“換位思考”，當“我”即將被快遞公司遣散，“我”試著與客戶告別，“對一些客戶我是懷著感情的，雖然還算不上是朋友，因為我們對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僅僅是業務關系，我覺得我參與和見證了他們的部分生活：他們居住的環境、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寵物、他們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會上的消費內容，等等”。在即將失業、不受“時間”控制的特殊時刻，“我”與客戶的關系也變成了平等的主體。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基層文學不只是一種素人寫作或者自敘傳式的個人獨白，而是勇于呈現現代社會的核心邏輯，并嘗試以文學的方式改變被時間所規訓的人與人的異化狀態。

他們因文學而被看見

王計兵談到從寫長篇小說到寫詩歌的轉變，與他使用QQ空間寫日志有關，因為打字不熟練，也為了節省時間，他采用了詩歌這一在形式上更“經濟”的表達方式。胡安焉疫情期間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發在豆瓣上，引起編輯的關注，進而完成了這本書。而范雨素之所以被看見，與2017年“界面·正午”發表《我是范雨素》的文章有關。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寫作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自媒體寫作，其特點在于寫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就像抖音、小紅書、B站等平臺上的UP主一樣，是一種以自我為對象的自傳式書寫，只是與圖文媒體、短視頻不同，范雨素等使用的是文學語言，文學成為他們書寫人生的文化中介。

他們的寫作中還有另外一個主題，就是對家人和故鄉的書寫。這一方面與基層作家來自于農村、在城市打工，對故鄉有著“天然”的情感有關，另一方面家庭和故鄉也成為都市異鄉生活的溫暖所在。范雨素的《久別重逢》從第一章《一個夢》開始，到第九章《鬼神堡》，可以看成是一個少女從童年懷著能夠催生靈獸的大桑樹爺爺的靈夢，到成年依然尋找催生靈獸的“夢”游的過程。這里的“我”具有雙重身份：一是“我”變成了負載著幾千年文明的主體，“每個人的肉身是無數個民族精英的繁衍、傳承/每個人的身上都凝聚著祖先的魂魄/一個人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我”出生在西楚霸王、劉邦、杜甫等歷史人物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二是“我”來自于由兩個哥哥、兩個姐姐組成的大家庭，“我”生下來就跟著當村干部的母親開會、調節群眾糾紛，“我”的哥哥、姐姐們也各自有各自的“宿命”。這種先祖的輝煌歷史與個體家庭組成的當代史形成了“前世”與“今生”的關系，當代被歷史化、歷史被當代化，歷史與當代成為“無縫對接”的彼此。王計兵的詩歌中也有大量的主題是關于母親、父親和故鄉，如《故鄉的尺子》：“只有拉開異鄉這把尺子/才能量出故鄉的尺寸/尺子拉得越長/故鄉就越短”。《我母親名叫包成珍》：“直到我開始上網/直到網站設置安全提問/我的答案是，包成珍/我從不設置自動登錄/我一遍遍輸入母親的名字/包成珍，包成珍，包成珍”。這表現了詩人對母親的思念和尊敬。

這些基層文學是一種先有人生的實踐（行動），后有文學表達的創作方式，文學書寫是對實踐、行動的賦形。雖然他們經常提到從事文學寫作不掙錢、無法靠寫作來維生，但這種精神性的文學創作具有豐富的公共價值，他們因文學而被看見，一方面使得基層作家以寫作者的身份參與各種文學活動，把勞動者的經驗帶入公共生活，另一方面他們的寫作具有示范和榜樣意義，鼓舞更多的普通人有信心以文學為媒介，書寫生動、真實、多樣的人民生活。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北京市文聯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