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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和文化建設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并在明體達用、體用貫通中，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不斷謀劃新形勢下文化使命的實踐路徑，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最終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這一思想內涵豐富、視野宏闊、體系龐大，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形成的智慧結晶，也體現出中華文明的時代表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古老中華文明的現代更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過程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沃土，離不開中華文明獨步世界的文化智慧，離不開新時代新思想的指引照耀。

深植沃土，取精用宏

百余年來，中華民族順應世界現代歷史潮流，歷經艱難險阻和不懈奮斗，不僅大踏步趕上全球現代化的時代步伐，而且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境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文化篇，既深刻融注著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思想精髓，也深刻體現著中華文化的智慧精華，是“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深刻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底色，深刻闡發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脈；既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深厚情懷，也展示出對波瀾壯闊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及其文化特質的深刻把握。

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始終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貫之的鮮明特征，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理性認知。習近平總書記早年任職廈門、福州期間就格外關注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曾為福州市名人故居、歷史建筑等作了政府掛牌保護，還主持編制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條例，體現出那個時期鮮有的歷史遠見和文化自覺，他由此作出一系列符合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規律的科學判斷和前瞻決策也就勢所必然。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化自覺與他青年時代就博覽古今中外名著，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不無關系。他把讀書視為一種生活方式，認為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啟發、滋養浩然正氣。這既塑造了他的文化品格，也使他格外珍視歷史文化遺產，形成他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和科學觀念。

習近平文化思想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有關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論著中，對中華古代典籍信手拈來、運用自如，使“習近平用典”成為他治國理政和文化思想的鮮明特色。在全球現代化浪潮中普遍盛行西方話語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所蘊含的文化智慧與生命活力充滿自信，不僅以身垂范、引經據典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智慧，而且一以貫之、堅持倡導以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在闡述中華文明突出特征中，對包括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以及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等10個方面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元素，如數家珍、嫻熟運用。在文化建設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包括“兩創”方針在內的一系列傳承文脈、與時俱進的文化思想，強調要“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凸顯出鮮明的辯證思維特征，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而且傳承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時代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思想引領。

立足實踐，矚目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強調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今天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以及提高道德修養的現實作用與意義，突出了思想理論的實踐價值。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黨的創新理論的根源，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是中國式現代化擁有深厚底蘊的文化基礎。習近平文化思想本身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光輝典范，更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實踐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論特征。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既體現在理論觀點的創新上，也體現在實踐路徑的探索上。從黨的十九大提出“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到黨的二十大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在宏觀文化戰略的謀劃上，提出了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信自強”的新表述，確立了從“文化繁榮興盛”到“文化新輝煌”的新標桿。步入新時代新征程，面對新的起點上新的文化使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如何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前，實現新作為、展現新氣象，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七個著力”，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行動指南，如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闡明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而且明確了工作著力點和重點任務，如強調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利文化條件，這為新的起點上文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歷史使命。

時代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論品格。面對國內的發展與國際形勢的新變化，面對新的戰略任務與新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歷史動向、時代脈搏、未來走向，深入發掘中華文明優秀基因與當代價值，深切聚焦民族復興現實訴求與歷史使命，不斷提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大命題，強調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出鮮明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特質。他還強調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提出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同時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文化傳承發展具有方法論意義的論斷，放在中華文明的歷史方位上，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大背景上進行考察，從而上升為更具歷史視野和當代意義的理論闡發，實現了價值論意義的嶄新升華。

思想之炬，文明之光

習近平文化思想既蘊含著深厚的中華文化精華，又包含著對中華文明智慧的創造性運用，具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色，不僅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而且成為中國式文化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是推進文化繁榮、文化強國建設的根本遵循，也是照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前行道路的思想之炬。

進入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越來越成為文化創造的重要資源。國潮的悄然興起，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無限魅力與內在活力。文明的核心價值不僅在于其所創造和形成的豐富文化符號與元素，更在于其所提供的超越時空的獨特智慧與思維方式。從哲學層面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深邃厚重既體現在對中華歷史的深刻領悟與把握，更體現在對中華文明智慧與思維方式的自覺傳承與運用。系統思維與整體觀念是中華文明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古代哲學在思維方式上的重要特點。《莊子·天下》篇提出：“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闡明客觀事物具有整體性，整體之中又具有復雜的層次關系。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長期理論積累與實踐探索中形成的，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體系。與以往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不同，2023年這次會議名稱增加了“文化”二字，其深刻意義在于，實現了將“宣傳”“思想”與“文化”這三項緊密相連的重大領域整合完成，這本身就意味著習近平文化思想自身所包含內容的完整性與系統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得以形成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中華文明的智慧精華，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是珍重有加且諳熟于心，不僅在文化建設領域融會貫通、靈活應用，而且在治國理政中創造性運用先人思維方式、文化智慧。面對改革開放這一系統工程，習近平總書記以系統思維總覽全局，作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部署，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內涵。“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新發展理念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事物普遍聯系原理的具體體現，也是內在地運用整體觀念思維方法的實踐探索，同時還是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下善于以問題導向與科學思維，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性的理論創新。

從文化視野思考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關注人類文明發展走向，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表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圍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的文化使命，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指出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這闡明了文化自信與開放包容之間的關系，表明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自身也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思想體系，并隨著實踐深入不斷豐富發展。

由此觀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價值意義遠不限于宣傳思想文化領域，而是以涵納古今中外的文化大智慧向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各領域延伸，提出要堅持系統觀念，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哲學智慧，從宏大的視野中去把握國內問題與全球性問題之間互相滲透、緊密相連的關系。例如，習近平總書記以系統觀念看待生態問題的新視角，從全人類的宏大視野和科學治理角度出發，提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解決方案，彰顯了當代中國生態智慧嶄新的文化境界；還以系統觀念揭示了全球性問題中的普遍性問題、復雜性問題和迫切性問題，主張在國際合作中“秉持開放、合作、團結、共贏的信念”，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構想。習近平總書記以其對中華文明智慧的出色運用與原創貢獻，彰顯出中華文化的時代境界，必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思想之炬。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