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來買了許多舊書、舊報和復印資料，其中包括影印版的《大公報》（天津版）第139分冊（1937年7—12月）。

據“影印者（人民出版社）說明”稱：《大公報》于1902年創辦，1925年12月—1926年8月停刊，1926年9月續辦，“在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影響。”1937年8月，日軍侵占天津，移至漢口出版。漢口淪陷后，又移至重慶出版。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在天津復刊。1949年1月停刊。

《大公報》139分冊匯集的報紙從7月1日開始，至12月31日終。7月的版面上，有《圖書副刊》（周四出版），《文藝》（周三、五、日出版），《史地周刊》。此外，還有《經濟周刊》《醫學周刊》《科學副刊》《電信特刊》《家庭》及《每日畫刊》。最后這個畫刊，其實不是“畫”，而是攝影，且以新聞攝影為主，有時還有一個相對集中的主題。7月5日的《每日畫刊》，刊登了7幅照片，題目分別是：溪口雪竇寺、中隱潭之瀑布、瀑布的源頭、妙高臺，在雪竇山休養之張學良、張夫人于鳳至女士近影，千丈巖下之雪竇。

7月9日的報紙，第一次出現對“七七事變”的新聞報道，占了一個版面的篇幅，標題大致如下：盧溝橋中日軍沖突；外交部提口頭抗議；交通昨大受影響；各地民眾甚憤慨；北平市內人心鎮靜；盧溝橋事件（社評）。

分冊中的《大公報》，7月25日這期之后的再一期，就是9月18日的報紙了（實則出版到8月5日后才停刊）。9月18日這期的第一版，有“本報啟事”，大意為：因平津淪陷，暫時停刊，特將津版移漢發行。報館的地址是：漢口特三區湖北街寶潤里2號。

“啟事”下又有“本社在漢出版的聲明”，其中提到，機器不夠用，紙料也缺乏，遵令每日只出一大張。希望全國各界充分利用這一張紙，尤其盼望平津流亡學生、留日歸國學生，以及廣大文化界，在前線或后方做各項工作的各位，與我們保持聯絡，給我們投稿或通信。

隨后刊發的是長文：《九一八紀念日論抗戰前途》。

前面提到的幾種副刊，均已停辦，新創辦的《戰線》副刊在1937年9月18日的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出現。稿約中稱：歡迎投寄富有戰斗性的報告文學、詩歌、速寫、雜文、戲劇、木刻等作品。第一期《戰線》，占半版篇幅，刊發的作品及其作者是：《我們的信念和態度》（編者）、《新的“九一八”》（胡繩）、《一段故事》（博毅）、《“九一八”在洗刷中》（張洶）、《老家》（朗誦詩，錫金）、《做一名哨兵》（徐步）。

此后一個月，馮乃超、楊朔、光未然、聶紺弩、高蘭、白朗、羅烽、子岡、徐盈、史東山、穆木天、胡風、蕭軍、蕭紅等名家的抗戰題材作品相繼在《戰線》上出現。抗戰題材的木刻（版畫）作品也頻繁刊發，見報率最高的木刻作者是秦威，后來成了著名的電影美術家。

胡風和蕭軍的文章，刊于10月19日的《戰線》。這天，是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日。胡風文章的題目是《關于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蕭軍文章的題目是《誰該入“拔舌地獄”？》。10月20日的《戰線》，刊發蕭紅的《逝者已矣！》，高原的《他像一面壯烈的軍旗》（詩歌），劉夢秋的《鮮紅的血液中——紀念魯迅先生》，還有一篇白朗的《棄兒》。10月28日，《戰線》刊發蕭紅的《八月之日記一》（上）；29日刊發日記一（下）；11月3日刊發《八月之日記二》。1938年8月26日，刊發蕭紅的小說《汾河的圓月》。這是蕭紅的作品最后一次在《大公報》發表。從《蕭紅十年集》（林賢治編注）中可以看到蕭紅與《大公報》副刊持續兩年多的關系：散文《索菲亞的愁苦》，發表于1936年4月10日大公報《文藝》副刊，詩歌《拜墓》，發表于1937年4月23日《文藝》副刊。此詩收入《蕭紅十年集》時，題為《拜墓詩》。我沒有看到這張報紙，不知最初發表時，是否有這個“詩”字。

這些年來，蕭紅的作品集已來回反復地出版了若干版本了。《蕭紅十年集》是收集蕭紅作品較全的一種。但是，《逝者已矣！》及日記兩篇，都不在“十年集”中，也不在我看過的其他選本中。我對蕭紅作品的關注，持續有年，有40年了，若不是因查閱他人資料而翻到《大公報》1937年的合訂本，還不知何時才能看到《逝者已矣！》及日記兩篇呢！為此，我決定寫一篇書話。撰文時，又上網查看，獲知202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林賢治編注的《蕭紅全集》，三卷本，比《蕭紅十年集》增多了一本，《逝者已矣！》列入其間，但沒有日記兩篇。此可謂“全”乎？只能說是向“全”邁進了一步吧。

《逝者已矣！》一文在《戰線》副刊發表時，文末所署的日期是：1937年10月17日。距該文的發表，只隔了3天。據此鉤沉一下蕭紅那段時間的行蹤，該也不算八卦。1937年9月，蕭紅與蕭軍躲離戰火中的上海，來到武漢，借宿在蔣錫金家（武昌小金龍巷）。當時身為財政廳科員的蔣錫金，經常在外奔忙，組織詩歌朗誦活動，“二蕭”則居家筆耕不輟。他們也一同參加了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的編輯工作，包括撰稿。他們的住處，即成了《七月》的社址。頗有戲劇性的是，“二蕭”寫信邀來的端木蕻良，到武漢后也住進了蔣家，成了同一屋檐下的戰友。

80多年后，準確講是2022年此時，我客居漢陽鸚鵡洲大橋邊，一邊校對著自己的書稿，一邊翻看武漢書友新近送我的書。拙著《墓歌集》中寫蕭紅的一文，與黃成勇君《幸會幸會 久仰久仰》書中寫蕭紅的一文，就這樣在蕭紅的足跡上碰撞到一起。我在腦海中勾勒著當年武昌小金龍巷和漢口寶潤里的地形，想象著蕭紅乘輪渡過江去報館送稿，陪她同去的伴侶該是何人。那時《戰線》的編輯是陳紀瀅，蕭紅去世后，他寫過《記蕭紅》，發表在1941年6月22日的報上。這樣無邊際地想著，《逝者已矣！》中的一些畫面，竟似鮮活地轉現在眼前了。我問成勇：武漢還有蕭紅活動過的遺址遺存嗎？（依我的習慣，該去憑吊一下的）成勇遲疑地說：大同酒家，前些年似乎還在，是不是也拆了？

我希望這篇小文能在武漢的報紙上首發，于是想到了《長江日報》的《江花》副刊。我也希望蕭紅1937年撰寫的《逝者已矣！》一文，在武漢的報紙上，與愛文學、敬魯迅和蕭紅、也愛報紙副刊的今人再次會面。

附：

逝者已矣！

蕭紅

自從上海的戰事發生以來，自己變成了焦躁和沒有忍耐，而且這焦躁的脾氣時時想要發作，明知道這不應該，但情感的局限，不知什么在鼓動著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前天軍到印刷局去，回來的時候，帶回來一張七月的封面，用按釘就按在了墻上。“七月”的兩個字，是魯迅先生的字。（從魯迅書簡上移下來的）接著就想起了當年的海燕，“海燕”的兩個字是魯迅先生寫的。第一期出版了的那天，正是魯迅先生約幾個人在一個有烤鴨的飯館里吃晚飯的那天。（大概是年末的一餐飯的意思）海燕社的同人也都到了。最先到的是我和蕭軍，我們說：

“海燕的銷路很好，4000已經銷完。”

“是很不壞的！是……”魯迅先生很高興地舉著他的紙煙。

魯迅先生高興的時候，看他的外表上，也好像沒似什么。

等一會又有人來了，告訴他海燕再版了一千，又賣完了。并且他說他在雜志公司眼看著就有人十本八本地買。

魯迅先生聽了之后：

“哼哼！”把下顎抬高了一點。

他主張先印2000，因為是自費，怕銷不了，賠本。賣完再印。

那天我看出來他的喜悅似乎是超過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說魯迅先生沉著，在那天我看出來魯迅先生被喜悅鼓舞著的時候也和我們一樣，甚至于我認為比我們更甚。（和孩子似的真誠）

有一次，我帶著焦躁的樣子，我說：“自己的文章寫得不好，看看外國作家高爾基或是什么人……覺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點了。并且寫了一篇，再寫一篇也不感到進步……”于是說著，我不但對于自己，就是對于別人的作品，我也一同地起著惡感。

魯迅先生說：“忙！那不行。外國作家……他們接受的遺產多么多，他們的文學生長已經有了多少年代！我們中國，脫離了八股文，這才幾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從這以后，對于創作方面，不再作如此想了。后來，又看一看魯迅先生對于版畫的介紹，對于剛學寫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為什么這樣過于有耐性？而后來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說的：“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點，就作一點，總比不作強。”

現在又有點犯了這焦躁的毛病，雖然不是在文章方面，卻跑到別一方面去了。

看著墻上的那張七月半封面上站著的魯迅先生的半身照相：若是魯迅先生還活著！他對于這刊物是不是喜悅呢？若是他還活著，他在我們流亡的人們的心上該起著多少溫暖！

本來昨夜想起來的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并不這樣寫法，因為又犯了焦躁的毛病，很早地就睡了。因為睡得太多，今天早晨起來，頭有點發昏，而把已經想好的，要寫出來紀念魯迅先生的基本觀點忘記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