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值此紀念沙可夫誕辰120周年之際，我想起魯迅的學生黃源在《沙可夫譯文選》序言中的一段話：“（沙可夫）他是一個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的人物，他走的道路是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路，他終身為人民的大眾文學服務，我們更要紀念他，向他學習。”

好像鮮血從靜脈里傾流，

秋風吹動著牢獄的窗戶。

在烏魯達山上該是白雪紛飛的光景，

那里，披著毛絨絨厚皮的熊群

在古老的茂盛的栗樹密林里，

綣曲著，睡在紅葉的胸懷里。

下面，在溪谷里，散落著

我喜愛的——高大的白楊的樹葉……

冬天來臨了。大地在睡夢中被人遺忘，

準備在來年春天覺醒，

在強烈的，充滿生命力的沸騰中覺醒。

冬。我們和過去一樣地過冬：

把我們烤熱的將是偉大的憤怒的火焰

和驕傲的希望。

——沙可夫1948年譯希克梅特《寄自獄中的信》第二節

沙可夫，正是以強烈的、充沛的生命力，把他的文藝才華，投放在沸騰的革命中，覺醒為一朵紅色的火焰。

沙可夫（1903—1961），浙江海寧新倉（現丁橋）人。中國藝術教育家、文藝理論家、劇作家、詩人、翻譯家。曾任中央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紅色中華》主編、中華蘇維埃大學副校長、魯迅藝術學院常務副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首屆中國文聯秘書長，中央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著有話劇劇本《明天》《團圓》《偽善者》等，詩歌《海邊抒情》、《魯迅藝術學院院歌》等，譯著《高爾基書簡二十封》《高爾基的美學觀》等。

詩歌

在海浪中磨煉、發光

在《沙可夫詩文選》里，選收了沙可夫創作的詩8首，其中，敘事詩2首、諷刺詩3首、政治詩1首、抒情詩2首。還收錄了沙可夫關于談詩歌創作和評介普希金詩歌的詩評論4篇，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沙可夫在文藝理論上一些獨到的見解。

先談沙可夫創作的詩歌。《我的祝詞》率先以詩的形式，記錄下了《紅色中華》報發刊一百號的歷史光輝點。它將敘事詩以紀事、分析和號召的形式，詩性地展開了自己的“祝詞”。詩人寫道：“紅色中華展開在我們面前/將不僅是我們的機關報/并且是一幅廣大的版圖……”是的，廣大版圖的內涵，她的閃光處，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邦”的美好明天，是全中國解放和統一的壯麗畫卷。敘事詩在這里，不僅只是敘事，它更是一曲向著革命勝利的號角與凱歌。

組詩《會議紀要》是由三首諷刺詩組成。《浮在水面上的油》，既寫得直白，卻又蘊含著深意：“——你是浮在水面上的油/永遠飄在上面，沉不到底/難怪你不知道水的深淺/更不要說它的一切底細”。

詩的開頭，就把做表面文章，未真正深入到群眾中去的官僚主義作風，假以直白純樸的口吻，予以尖銳的批評。第二段的描述性批評，也許更為形象：“——你是浮在水面上的油/有時隨風飄來飄去/好像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其實，你依然是薄薄的一層油”。看似輕輕的隨風“飄”，看似“忙碌”與“辛苦”，卻依舊是浮在上面，且僅是“薄薄的一層油”。詩的意象，在這里把官僚的作風，再次作了深刻的形象的批評。《怎么搞的》以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形象，讓被批評者忘形地坐到了“獨立王國”的位置上。在這位官僚首長對待下級的“威嚴”相里，讓接待群眾來訪提意見，就成了天方夜譚。《訴苦》這首詩的批評精神，至今仍有著現實意義。只要重讀，相信都會有新的感悟與新的教育。所以，沙可夫的諷刺詩，從另一角度去看，可說它的價值里邊，還有著美育的作用。

抒情詩《海邊抒情》看似是唯一入選的一首抒情詩，但它其實是由《海水》《石子和貝殼》《散步》《月夜》四首短詩合成的組詩。也是《人民日報》為紀念詩人沙可夫逝世一周年，特意選登的一組詩。該組詩雖然寫于詩人沙可夫病中最后的日子里，但那份對祖國深深的綣戀，對自我個人主義的無情批判與警惕，對月夜的放大式的詩性之思，無不洋溢在詞語與詩行之間。

每一顆石子

每一枚貝殼

發出各種各樣的光彩

可是一旦潮落

它們躺在干燥的黃沙地

顯得暗淡無光，沒有生氣

它們無力地向海浪招手

祈求它快沖到身上

它們就可以得救

它們愿意

日日夜夜，永不休止地

在海浪中磨煉、發光

石子與貝殼，各種各樣的光彩，人們已熟視無睹。可有誰又曾想到，它們的各色光彩，并非單純由自身構成。借助外力——海浪的沖刷，才能使各色光彩越來越鮮艷。這是詩人的審美眼光，也告訴著讀者一個沖刷—運動—與不斷刷新的哲學道理。而“生氣”和“得救”之詞語的運用，更讓海浪的沖刷，成為了石子貝殼生命的必需。這既是人與運動的哲理，更是社會人與革命或斗爭的一個相關互動的深奧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大話題。于此，詩的境界，在此就顯得高了。

翻譯

呈現出才華、氣魄、勇氣和眼光

精通英、法、俄三國文字的沙可夫，在由黃源先生秉承魯迅先生的旨意、主持《譯文》刊物，以革命左派的面目回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沙可夫專譯蘇聯評論家的理論文章。以馬列主義的觀點，譯介外國文學研究作品，這在中國，沙可夫是第一人。后來，他也成為《譯文》上發表最多、最主要的作者。尤其對蘇聯革命理論家杜勃洛柳蒲夫（后譯為杜勃羅洛波夫）文章的翻譯、對蘇聯專家研究莎士比亞文章的翻譯，以及后來沙可夫重點關注的對高爾基作品的翻譯，對普式庚（普希金）童話作品的翻譯等，為中國的新文化的翻譯事業，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也得到了魯迅的“這樣的譯者，我們是歡迎的”評價和高度肯定。

研究沙可夫的譯作，必須重新回到歷史的語境。

首先，杜勃洛柳蒲夫在1936年是百年誕辰，但直到1954年，我國才有辛未艾翻譯的《杜勃洛柳蒲夫選集》（一）出版。因此也可以說，1936年4月《譯文》上刊發克夫（沙可夫的筆名）譯的《杜勃洛柳蒲夫百年紀念》一文，是我國最早譯介杜勃洛柳蒲夫的文章。其二，是沙可夫（克夫）給《譯文》的翻譯文章，大部分選擇的，均是蘇聯專家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的評論或理論文章，這對舊中國的知識界而言，無疑是一盞進步思想的明燈，閃耀在被傳統與黑暗腐朽勢力所籠罩著的中國思想界。它與魯迅先生的雜文一樣，也是打破這個沉默、頑固的舊思想界的一把投槍匕首，是震裂這個舊世界的聲聲巨雷。再有，作為革命文藝的作家和理論家，沙可夫又以高質量的譯文，如配合《譯文》的“迭更司特輯”，翻譯E·蘭《年青的迭更司》、翻譯賽珍珠《我對迭更司所負的債》等高質量文學專述與文藝隨筆。沙可夫翻譯A·施塔爾都可夫的《從普式庚說到高爾基》，觀點新穎，理論性飽滿有力。翻譯高爾基的《意大利童話》三集，普式庚（普希金）的《漁夫與魚的故事》，成為當時舊中國兒童們爭相閱讀和被各個學校教師傳播的良好課外輔導讀物。在政治上，正是沙可夫翻譯具有馬列主義文藝思想和高質量的文章與作品，在國統區高揚著“反圍剿”的革命斗爭的大旗。也正是沙可夫的翻譯作品，包括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他（使用筆名陳微明）翻譯的蘇聯瑪·莫洛古夫的《威廉·莎士比亞》的長篇論著，才使中國的文藝理論，更具有了國際視野和高質量的水準。

我認為，在《沙可夫譯文選》1—4輯中（第5輯為譯詩），尚有很多方面的特點，值得我們去作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例如，關于普希金的兩篇論述（《論普式庚的童話》，A·史洛尼姆斯基；《普式庚怎樣寫作》，N·阿胥金），沙可夫關注的是普希金童話的文學風格與社會作用：明快、簡單和無惡意的諷刺，以及隨之帶出的道德倫理。它不是民間故事，具有社會美育上的“教訓”作用。沙可夫關注普希金的寫作，著眼點在于有了天才還要努力寫作。對于靈感——沙可夫贊同的是激動與狂喜，那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要點，還是行動、深入（生活）和默思加努力——強烈意志下永遠的工作。

另一篇更重要的文章《批評家杜勃洛柳蒲夫》（V·治唐諾夫），沙可夫高揚V·治唐諾夫觀點的，正是“杜勃洛柳蒲夫批評的政治性質”，恰恰正是作為文藝批評家的“他的偉大的優點”。沙可夫贊美的，也正是“藝術是認識實際的方法之一”，“把批評的社會傾向和精密的文藝分析很巧妙地結合著，這給了杜勃洛柳蒲夫的文章以特殊的力量”。第3輯以高爾基為中心，先從普希金說到高爾基，再以托爾斯泰為“中介”（A·施塔爾都可夫）。“普式庚、托爾斯泰、高爾基，他們是在我們的山峰。”“高爾基在俄國文學中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在說到高爾基與魯迅（格里哥列夫），“魯迅是深刻地民族的”，“一個創新者”，“開辟了完全空前的一條徹底現實主義與民眾藝術的通路”，魯迅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高爾基’”。

接下來沙可夫譯的非亞力克《高爾基的美學觀》，可說是為以上兩篇文章做論證的深度理論的文章。文中，對“什么叫審美學”、“它所研究的對象是什么？”、“審美學的社會性與歷史性”、“藝術的特點與內容”、“藝術上的美”、“什么叫崇高”、“悲劇”、“喜劇”、“文藝的黨性”、“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論證。從譯文的理論性與前沿性上，可以充分印證出沙可夫翻譯此文的理論素養、文藝創作觀和他追求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在中國的開創性貢獻。

同樣，第4輯中《關于藝術的起源問題》（E M·耶魯斯拉夫斯基）和《為提高蘇維埃戲劇的思想性與技術而努力》（猶·扎瓦茨基）兩篇重要文章，應該也是滋養沙可夫新的審美觀的形成與壯實的好文章，正與沙可夫一貫所追求的戲劇的思想性、革命性與藝術性“三性”目標是分不開的。

沙可夫的翻譯，呈現出他的才華、氣魄、勇氣和眼光。

（本文由沙可夫之女沙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