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大字之祖”《瘞鶴銘》素有濃厚興趣。梁天監十三年（514年），《瘞鶴銘》鐫刻于鎮江焦山石壁之上，結字錯落疏宕，字體張揚流暢，筆勢雄健飛舞，筆法靈秀灑脫，為歷代眾多書家稱頌。后來因雷擊崩落于長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殘片5塊。

1914年，魯迅購得《瘞鶴銘》的影印本，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后至有正書局買《黃石齋夫人手書經》一冊，三角；《明拓漢隸四種》《劉熊碑》《黃初修孔子廟碑》《匋齋藏瘞鶴銘》《水前拓本瘞鶴銘》各一冊，共價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魯迅又從琉璃廠購買《瘞鶴銘》拓片，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廠買《瘞鶴銘》一枚，泉五元。”

魯迅校勘《瘞鶴銘》極其認真。首先是厘清它的尺寸大小、字體形態、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錄全文，細加描摹，將拓片上的銘文用大字標出，同時參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將已知的缺字脫文，以小一號的字體一一補錄并標出，使之筆意相連。最后根據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瘞鶴銘》的文字順序，指出權威著作《金石萃編》所記載的“高八尺，廣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說法有誤，正確的應該是“刻高約一丈三尺，廣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在深入考證和縝密研究后，魯迅認為，清康熙時期，焦山《瘞鶴銘》在復原時，僅僅依據《金石萃編》中記載的布局、尺寸等，來確定它的具體空間位置，并不準確也不夠嚴謹。因為，根據《瘞鶴銘》傳世拓片上實際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銘石高八尺內”，則每行只能寫十八九個字而已，根本無法容納“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可見魯迅校勘《瘞鶴銘》的精準。而尤令人稱道的是，魯迅抄錄、描摹《瘞鶴銘》時，選用了長25厘米、寬32厘米的竹紙，字跡工整；若將脫漏的文字填入魯迅所留出的空缺之內，可以說是絲絲合扣，讓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