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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博物院現在的正大門，不是創始人范欽家的原正門。范家正門為院內司馬第的正門，門口兩旁各有兩根長桿掛中進士的旗，當年氣派可見一斑。

以藏書聞名的天一閣，書藏于兩層磚木結構的寶書樓。藏書樓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距今460年左右，時藏書7萬多卷。天一閣我雖去過多次，印象最深卻是第一次，只因那次可上樓參觀。

藏書的二樓是一長通間，與五開間的底層不同，隱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進樓見掛一排紅木板，第一塊6個大字：“煙酒切忌登樓”。挨后是《禁牌二》：“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之后一字排開的其他禁牌，一一宣告藏書樓的規矩。此外，還有沒掛出的規矩：“代不分書，書不出閣”。開門需各房同意。入樓如啟動核武器：門和書櫥鑰匙各房分管，一房缺席就無法見書等。

若違規，處罰是“不與祭”。祭祖是中國人盛行數千年的隆重民俗，不僅進行禮、孝等傳統教育，認祖歸宗也是增強家族認同和凝聚，維護家庭身份及完整永久。罰不與祭，則是在家族中對個人的有期除名，變相逐出家門。所幸是沒開除家籍，還是給出路，把你看作可教育好的子女。看似最輕是不與祭三次，但一年最重要的祭只有除夕、清明、中元、重陽四回，三次不能參加，也就意味將近一年不能參與家族重大活動和團聚。

制定這些規矩是為保護藏書，正是這些規矩讓藏書傳13代且綿延360多年。以至于在這些藏書面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感嘆道：“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一家藏書，其實是一家挑起了千家萬戶的護書重擔。倘若沒有規矩，藏之久而不散就成空話。

范欽去世88年后的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天一閣的規矩被黃宗羲打破。藏書對他開啟得到范家各房及族長范光燮的同意，陪他書海泛舟的是范家任嘉興府學訓導的范友仲。堅冰的打破，不僅因黃宗羲的學識、人格和聲望，也在于他是位愛書藏書人。他在登天一閣的前8年，總算有了自己藏書的續鈔堂；連他為自己墓前望柱所寫對聯里也書影重重：“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定的規矩是可改的，而不是受制和囿于規矩。改是與時俱進，更好造福于人，惠澤天下。定規矩以保護和傳承藏書，目的是為讀書服務；現從為本族服務變為為外姓服務，規矩由此升華。

黃宗羲進天一閣的消息傳開后，多少學者和藏書家是“買舟欲訪甬句東”。繼黃宗羲后，其主編《明史》的弟子萬斯同、擁有傳是藏書樓的徐健庵、文淵閣大學士陳元龍、“史學大柱”全祖望等紛至沓來，天一閣成為天下讀書愛書人的黃金屋。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范欽八世孫范懋柱打破“書不出閣”規矩，把天一閣好書規模放出，為編纂《四庫全書》獻珍本638部，被采錄473部。之前雖有黃宗羲為天一閣“取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那只是展現一張叫人垂涎的菜單，這次把珍饈端出，唾手可得。獻書獲乾隆帝嘉獎：“四庫廣收羅，懋柱出珍藏”，賞《古今圖書集成》1部共1萬卷，欽賜銅版畫《平定回部得勝圖》1套16幀等。天一閣不僅輸出藏書，并輸出藏書樓建造模式。《四庫全書》抄7套分藏的7座藏書樓，均仿天一閣而建；因乾隆帝有旨：“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

天一閣藏書有規矩，該景點進門范欽像，出口卻是麻將起源地陳列館。布局合規矩乎？講解員以梁啟超金句作答：“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麻將），也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看似不符規矩，實為規矩出神入化地運用。使生活更美好，才是規矩的原則和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