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文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創新，我理解這是一種以內化外的現代性，既是中國自生的內源，也是外來的支流，無論20世紀初期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還是左聯、延安文藝、1959年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首度嘗試將西洋音樂與中國古典民間傳說結合，成為內源與外流交匯的典范，而到了改革開放至今，現代性成為現代內源面向外流的開放期，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實踐便是這個開放期的理論自覺，是內源和外流交匯而更生的成果，也是時代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的重要收獲。可見，中國式現代化文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創新，是一種以內源為主、外流為輔，以內化外的文學現代性。

因此，圍繞中國式現代化文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創新，我們文學評論工作者首先要強化自己的主體意識，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的現代性就是文學的主體性，作為批評主體要做時代變局和現實生活的觀察者、思想者，并與歷史和時代、包括與自我建立一種關系，要關注中國巨變的時代現實，而且不僅是社會的巨變，還包括科技的、世道人心的巨變。既深懷明確的社會關切和問題意識，更要從世界文學的高度、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以及文化思潮的整體背景上，分析當代文學思潮的發生、美學特征、文學史意義，從探索性角度檢視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成果，在文學審美中追問和思考中國文學的新問題，闡釋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如此才有可能立于文學前沿，努力呈現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新成果，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學術活力與動力，同時幫助讀者重返批評現場和歷史語境。只有批評主體回到審美本身，才能回到批評倫理、回到歷史語境，參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建設，促進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在文學審美中追問和思考中國文學的新問題，為當代文學轉型發展與精神流向做出應有的貢獻。

盡管當下文學評論為中國文學已作出巨大貢獻，但還缺乏對當代文藝整體性的專業關懷，還缺乏精深的文藝理論評論話語體系（比如我自己），很難有深度、廣度和力度地去研究和闡釋文學實踐和作品，更缺乏言為心聲的真誠批評及氛圍，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生態和發展。我以為今天的文學批評應回到批評本身，回到主體性的審美。既發揮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更要強化和提升批評主體的專業操守，倡導百家爭鳴，講真話，更要講道理，為學術生態和社會文化生態做出多元的、有效的建設。

講真話，更講道理，常用“剜爛蘋果”精神比喻。而作為“剜爛蘋果”的文學批評，既是“尋美”，又是“求疵”，是對文藝評論家態度與能力的極大挑戰，同時，也是對文學環境和作家胸懷的極大考驗。近年，文藝批評出現同質化嚴重、辨識度較低的現象。面對批評對象，常常忽略魯迅先生所言“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而是對爛疤蘋果視而不見，一如對名家名作只敢贊不敢責一樣，這樣的方式進入文藝現場是失效的。當然，作為剜爛蘋果的文藝批評，并非否定作品本身，關注名家名作，恰恰是對批評對象的重視。這樣的批評，當下缺失，就是魯迅先生的時代也是稀少的，“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所以先生才呼喚“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以這種有效的方式進入文學現場。

比如當“媒體批評”津津樂道地夸耀發行量、票房、收視率和作家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之際，包括美術市場浮夸虛假、有場無市現象，批評家仍然要有勇氣談論“美學風格”，或者談論這部作品為當代文藝貢獻了什么？談論這部作品給時代給歷史帶來了什么？談論新媒介文藝現象的是與否。談論這部作品是否有所缺失？是否真跡或贗品？而這樣的談論必須建立在“言為心聲”的專業操守之上。考察文藝批評是否稱職，就在于是否“言為心聲”。講真話，更要講道理。今天，講真話已不簡單，能講好道理更是稀缺。由于種種功利、誤解或屈從語境，不少批評家不再忠于自己的藝術觀感。講真話，講道理，成為了今天有難度的文藝批評。因為批評不能止步于講真話，更需要講道理；需要批評者直面時代難題，建立在廣博知識基礎上的良好的文學感受力和判斷力，需要有對批評對象足夠的善意與對審美差異性的尊重，批評有這樣的邏輯起點，“剜爛蘋果”真功夫的具備才成為可能，批評的有效性才成為可能。可見，有效的批評是今天有難度的文藝批評，成為批評家是否有藝術良知與擔當精神的一個標識。

這取決于批評家的主體意識和批評的態度，包括生活的態度、寫作的態度和審美的態度。唯此，文學評論工作者只有堅持文學理想和藝術良知，才有可能面對功利浮躁的世界，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做怎樣的人；明白只有忠于文學事業，不斷學習（尤其新時代海量的新知識、泛文化的新文學形態），才能有效地提高批評主體的理論和批評的能力；明白以專業精神，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才能以有效的評論提升文學的影響力和創造力。因此，一個批評家要培養出“剜爛蘋果”的批評能力非一日之寒，是需要一輩子的自我修養與審美修煉，也為此，這種能力才彌足珍貴。

（作者系《南方文壇》原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