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書者說】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脈的黃河，蜿蜒東流，一路浩蕩，猶如一條巨龍，在橫貫黃土高原、黃淮海平原之后，磅礴入海。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千百年來生生不息。源遠流長的大河，滋養了兩岸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華夏子孫，激勵著中華兒女劈波斬浪、勇往直前。黃河，已成為深植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文化符號——它不僅孕育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更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幾代文藝工作者將目光投向了澎湃激昂的黃河，滿懷深情地創作出一大批以表現黃河為主題的經典文藝作品。自此，黃河成為新中國文藝創作中的經典圖像之一，并逐漸形成清晰的脈絡。

在諸多文藝作品中，用黃河比擬、象征中華民族的美術作品也大量涌現。這些美術作品中的黃河形象如何被塑造出來，“黃河精神”如何體現，又如何呈現中華民族蘊藏的偉大力量？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河頌——中國現代美術中的黃河》（以下簡稱《大河頌》）一書，或許可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

《大河頌》由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吳雪杉創作，從黃河主題經典美術作品中精心遴選20件（組），涵蓋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攝影等藝術門類。作者試圖通過解讀不同時期、不同藝術家創作的黃河美術作品，分析藝術形式背后鐫刻的價值觀與文化理念，構建起一部黃河的現代視覺發展史，為20世紀中國藝術史以及黃河文化史提供一份視覺佐證。作為《大河頌》的責任編輯，筆者從書中獲益良多，現略陳管見。

詹建俊、葉南《黃河大合唱—流亡·奮起·抗爭》（局部）

《大河頌》 吳雪杉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民族之精神

據《大河頌》梳理，《淮南子·氾論訓》里說：“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這里的“河”，特指黃河。由于黃河源遠流長，黃河也稱作“長河”“大河”。本是一條自然河流的黃河，從何時起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大河頌》里引述專家的觀念論證，“將黃河及華北平原同愛國主義、革命主義更為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是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

1939年，光未然、冼星海合作的《黃河大合唱》以歌曲的方式闡發、傳播黃河的民族意義。受此影響，黃河在美術領域里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世紀以前，除地圖外，專門刻畫黃河的繪畫并不多見，也沒有產生足以匹配黃河象征意義的圖像。而20世紀以來，用黃河比擬、象征中國或中華民族的美術作品大量涌現，成為藝術領域一個頗為醒目的現象。

就在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的1939年，他在延安窯洞中叼著煙斗凝神構思創作的樣子，被版畫家馬達用木刻肖像畫的形式表達出來。畫面中的冼星海戴著軍帽，裹著圍巾，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一位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音樂家正在書寫一首抗日之歌。《黃河大合唱》及相關藝術作品在抗戰期間的產生和流行，也重新塑造了中華兒女對黃河的獨特感受。1941年5月30日，畫家胡一川在日記里寫道：“黃河還是日夜不停地滾滾流，他以雄偉的氣魄出現在亞洲的中原大地。他是中華民族倔強的精髓，他是中華民族要求獨立自由解放的吼聲。”胡一川的感受，頗能說明當時人們對黃河認知上的重塑。隨后，“黃河”進入了更多藝術家的創作視野。直至今日，《黃河大合唱》這一民族解放的高歌仍是藝術創作的重要題材。在“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中，《黃河大合唱——流亡·奮起·抗爭》等作品便是佐證。

千百年來，黃河滋養中華兒女，中華兒女也保衛黃河，有多個“渡黃河”的重要歷史時刻被美術工作者提煉、創造。1959年，畫家艾中信創作《東渡黃河》，描繪1937年八路軍東渡黃河抗日，歌頌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解放所作的卓著貢獻。1961年，艾中信創作完成《夜渡黃河》，反映1947年6月30日晚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從濮縣至東阿縣300里戰線上突破黃河天塹的軍事勝利。這次“夜渡”，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的序幕，成為中國革命戰爭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畫家石魯1964年創作了《東渡》，畫家鐘涵1978年創作了《東渡黃河》。此類主題性創作，將黃河與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黃河精神”逐步被構建出來，并得到了充分展示。

人文之力量

據《大河頌》描述，“黃河風景”和“生活在黃河兩岸的人民”這兩個主題，一直是黃河視覺文化的核心，并在后來的近百年時間里，由無數美術工作者借由不同媒介、形式和題材反復創作，進而揭示出黃河蘊含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

1949年以前，黃河流域水患頻發，黃河兩岸的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國成立后，黃河得以新生。黃河治理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除害興利”的治理方針很快得到確立，三門峽水利工程建設被正式提上日程。作為新中國黃河治理的重要標志，三門峽以及黃河沿岸新興城市建設成為藝術家們熱衷描繪的題材。在這些題材的美術創作中，橋梁、工廠、機器、大樓等意象經常出現，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發展，也體現出一個時代人們對黃河的美好愿景與想象，傳達出一種歡欣鼓舞的樂觀態度。這一時期，謝瑞階的《黃河三門峽地質勘探工作》、吳作人“三門峽”組畫、傅抱石的《黃河清》以及劉峴《黃河新貌》頗具代表性。

黃河的精神不僅在黃河本身，還在于黃河與人的關系。中華民族與黃河的關系非常密切，尤其生活在黃河兩岸的中華兒女，他們的生產建設、衣食住行都與黃河息息相關。母親河背后，鐫刻著昂揚向上的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和優秀傳統文化。

在《大河頌》看來，在普通人身上尋找、發現民族的生命力，是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藝界的一種思想傾向，故而這個時期的美術創作者將目光投向了黃河兩岸的普通勞動者。畫家鐘涵這樣描述在黃河邊寫生的感受：“勞動的人在斗爭中與他的對象——自然互相作用而渾然一體……在我看來，那黃河浪里如同紫銅鑄成的脊梁，簡直就是我們民族品格的某種概括和象征。”

杜鍵的《在激流中前進》、尚揚的《黃河船夫》，對黃河船夫予以關注。何鄂的雕塑作品《黃河母親》，成功塑造了象征黃河的“母親”形象，講述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女的故事。張克純的攝影作品《工地外的黃河》創造了一個觀看黃河的新視角，展示了黃河鮮活而真實的一面，人與河流的互動成為焦點，也是作品打動人心的所在。作品提供黃河的微觀敘事，用鏡頭講述個體的人在黃河之畔的日常生活，是黃河流淌在這片大地上時留下的真實印記。由此，《大河頌》闡釋了這樣一個觀念：作為民族象征的黃河恢宏而遼闊，充滿精神性的力量，而作為個體生命體驗對象的黃河，更有無數種可能。

時代之召喚

黃河之美，或秀美旖旎，或壯美磅礴。從巴顏喀拉山到渤海灣，奔騰的黃河水譜寫著壯麗的樂章，哺育了世世代代中華兒女，也塑造了璀璨的中華文明。

《大河頌》認為，在數千年的荏苒時光里，中華民族與黃河相互依偎、相互生發，在黃河的風景中，自然也蘊含著文化與歷史的印記，因此，黃河的自然風景，也是“黃河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描繪黃河風景的作品中，藝術家們所呈現出的，往往也不是單純的黃河本身，而是中華民族與黃河相互依存、相互激發的情景，是黃河與中華兒女的對話。

潘纓的《大河之源》以巴顏喀拉山主峰為背景，畫面中，雪山山腳下匯聚起一段河水，九曲回環流到近前。水流最前方則有三位藏族女性側身望向畫面外。黃河源頭所在的青海曲麻萊縣有“江河源頭第一縣”的美稱,這里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生活著藏族、漢族、回族、土族、滿族、蒙古族、撒拉族等眾多民族，其中以藏族居民為主。潘纓不僅描繪了大河的源頭，還描繪了生活在這里的人民。馮建國的攝影作品《九曲黃河第一彎》，同樣也是以人和黃河的關系為主題，作品既展現了大河的自然之美，也展現了人們如何在黃河之畔安居樂業、繁衍生息。

石魯的國畫《黃河之濱》，視角獨特，從半空中俯瞰黃河，以此來傳達黃河的九曲回環之美。王克舉的油畫《黃河》，由101張畫面組成，是全景式展現黃河作品中體量最大、氣勢最恢宏的一件。靳之林的《黃河頌》等作品，展現的是“黃河九十九道彎”中“最美”的“乾坤灣”，他對乾坤灣持續性的創作展現了一位畫家對風景畫藝術的不懈探索和對黃河深沉的熱愛。擅畫江南的吳冠中，對黃河也有過描繪，他的作品《咆哮》《奔流》等，以抽象化的墨塊、線條和色彩來表達黃河。

無論是寫實，還是寫意，畫家們神游在自然的黃河與觀念的黃河之間，不斷拓展黃河的視覺呈現方式，同時也在各自表現的黃河作品中凝聚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感受與藝術風格。

綜而觀之，《大河頌》從走進現代的黃河開篇，闡述美術視野下黃河民族意義的生發，接著敘述美術作品中革命與戰爭時期的黃河、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中的黃河，進而由黃河轉向人民，揭示個體的人與黃河的關系，以及畫家們眼中獨特的黃河風景。這些不同時期的黃河主題美術作品構建起一部黃河的現代視覺發展史。作者對黃河主題經典美術作品的選擇、闡釋與分析，對其意義構建與精神象征的探討，為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及黃河的視覺文化意象提供了豐富的參照。

黃河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碼，黃河的恢宏與崇高激發了無數藝術家的創作熱情和藝術靈感。在近百年的時光中，黃河蘊含的意義也不斷得到詮釋，“黃河精神”逐步被構建出來。研究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深入挖掘黃河蘊含的時代價值，是新時代賦予文藝工作者的使命。在當下，黃河的視覺形象，已從空間地域研究中跳脫出來，進入更為廣闊的視野。

作為自然之河、精神之河，黃河生生不息，文脈泱泱向前。毋庸置疑，伴隨新觀念、新媒介和新藝術形式的產生，黃河與人的互動、對話也將與時俱進。黃河，將是藝術探索中永恒的主題！

（作者：張百軍，系人民美術出版社美術出版中心主任，本文圖片均由人民美術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