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編《北京日報》副刊的時候，曾和林斤瀾先生有過一些交往，他和汪曾祺先生為我們寫了一些作品，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是一些令人非常難忘的片段。后來我去魯迅博物館工作，也請他到北京來參加一些活動，發(fā)現(xiàn)他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是研究魯迅的專家。魯迅生平展開展的那天我特意請他過來，想聽他提提意見。他看到展覽中引用的并沒有后人的話，全是魯迅自己的原話，每一部分都是魯迅本人的闡述。他說這個思路很好，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常常是封閉的，但魯迅先生是一個打開的世界，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來，他寫過幾篇關(guān)于魯迅小說研究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感到特別驚訝，因為他完全沒有學院派的思維定勢和語言范式，他是小說家的一種鮮活的靈動的研究思路。他的概念和進入文本的方法，與別人都不一樣。今天看來，在研究魯迅文本的那些浩如煙海的文字里面，林斤瀾是極其獨特的。

在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際，我策劃了汪曾祺生平展，林斤瀾先生也來到了現(xiàn)場。他的那次講話非常精彩，他對于汪曾祺的審美有別具一格的獨特體味，雖然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跟汪曾祺并不一樣，但是他對于那次展覽里汪曾祺的一些材料手稿非常熟悉，也由此想起很多話題，談得自由灑脫、特別精彩。可以說，魯迅和汪曾祺兩個人對林斤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魯迅是早期召喚他的審美經(jīng)驗的人，把他引向文學創(chuàng)作這條道路。他對魯迅的研究不僅止于魯迅的文學作品，他還特別看重魯迅的翻譯，對于魯迅所介紹的域外作家也非常熟悉。在小說《頭像》里面，他也引用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意象。除此之外，魯迅文體的現(xiàn)代性與本土性對他的啟發(fā)也很大，在他的小說里面，字里行間流淌著魯迅的寫作傳統(tǒng)。當然，他又銜接著卡夫卡的傳統(tǒng)，是一個帶有現(xiàn)代意識的寫作者。

汪曾祺先生跟他的追求完全不一樣，是另外一種風格，但是他又能夠欣賞汪曾祺。在給《汪曾祺全集》寫的第一版序言里面，他大量引用了汪曾祺話，下面附有自己的注釋，來解析汪曾祺。他認為汪曾祺最根本的價值就是他沉潛在早期記憶里面，把外在的那些觀念化的東西掙脫掉了。林斤瀾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這種沉潛到早期記憶里的經(jīng)驗，又不是那種看似很平淡的、單一的人生經(jīng)驗，其實意有所指，具有消解先驗理念的重要意義。所以，林斤瀾對汪曾祺的這種“脫色”寫作，這種從概念化的方法重新回到人的生命形態(tài)里的真善美的審美追求，是非常認可的。

眾所周知，汪曾祺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提筆創(chuàng)作，他回到晚明和六朝，他于五四所揚棄的桐城派是很認可的。胡適、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對桐城派比較反感，但汪曾祺為桐城派說了一些好話。在這一點上，汪曾祺的視野似乎更為開闊。時過境遷，反觀歷史，我們還是能夠感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每個朝代、每個時期都有一些彌足珍貴的遺產(chǎn)，這些東西是不能用簡單化的概念加以衡量的。五四時期是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也可能會遮蔽掉一些話題原本的豐富性。

反觀林斤瀾，則在20世紀80年代回歸到五四傳統(tǒng)中去，或許他背后的歷史感沒有汪曾祺那么厚重、博大和散淡，難以將幾千年華夏文明的審美經(jīng)驗都在自己身上展現(xiàn)，但林斤瀾卻是地地道道的“五四之子”，是“革命文學之子”，他的文學原點是從魯迅那里開始的，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

就當下而言，古典傳統(tǒng)和五四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林斤瀾與汪曾祺雖然有著不同的選擇，但他們對母語經(jīng)驗的繼承和發(fā)揚都是值得肯定的。今天我們談論林斤瀾，不僅能想到魯迅，想到汪曾祺，還會想到我們這個民族無數(shù)個閃耀的名字。林斤瀾是浩瀚的文化星辰里面一個明亮的精神存在，他會永遠啟發(fā)我們在沒有路的地方不斷拓荒，在審美追求上不斷攀援新的高峰。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