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元任（1892—1982年）：生于天津，原籍江蘇常州，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曾任教于康奈爾大學、清華大學、哈佛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耶魯大學、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代表作有《現代吳語的研究》《中國話的文法》《國語留聲片課本》《季姬擊雞記》等。

從1916年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刊》上發表《中國語言的問題》到1979年出版《通字方案》，趙元任在60多年的時間里為提高我國國民語言能力殫精竭慮。他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先驅，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

以提高國民語言能力為己任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在當時，趙元任等人認識到，語言文字的學習和使用長期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剝奪了廣大民眾接受教育、學習文化和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中華民族共同語的統一、規范與推廣，國語羅馬字的制定，文字改革這幾件大事與白話文運動可以相互配合，是新文化運動與民眾切身利益關系最為緊密，也是民眾最為關注的大事。

其實早在1916年，趙元任就在《中國語言的問題》中指出了當時存在的問題：每個國民應該掌握四千到五千個常用詞，能讀懂書面語并能應用，除了能講當地的方言外還要能講共同語，但極少數國人能達到這種要求。因此，要改變現狀，一方面要加強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要進行建設性的改革。趙元任希望通過語言文字改革提高國民語言能力，使廣大民眾擺脫文盲狀態，讓中華民族共同語及其文字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從而建設新文化。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踐行自己的主張。

趙元任參加了當時國語統一和推廣的各種活動，進行了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對中華民族共同語和各地方言進行了科學研究，推動了共同語的規范標準制定和國內外傳播。同時，在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制定、為新詩譜曲和新音樂的創作等方面，他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與胡適是好友，趙元任曾表示胡適的白話文寫得不夠“白”，胡適的白話文實際上文白夾雜，并沒有做到胡適自己提倡的“我手寫我口”。而趙元任長時間堅持用接近民眾口語的白話寫作，創作新詩、做翻譯工作等，身體力行影響著國民提高聽說讀寫語言能力。

語言文字的重大變革不僅直接關系到國民語言能力和國家語言能力的提升，也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文化命脈和文化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華民族共同語標準的確立和推廣、漢字的簡化，大大推動了國家普及教育和現代化進程，促進了國家語言能力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在國語羅馬字等拼音方案基礎上制定的《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成為國內外中文學習者的輔助工具。今天國家語言文字工作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與趙元任等新文化運動進步人士的研究和奉獻密不可分。

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趙元任從小興趣廣泛，尤其癡迷于語言學習。后來在學習現代科學知識的同時保持著對語言和音樂的愛好，擠出時間學習世界多種語言和中國各種方言，學習音樂知識并進行歌曲創作。他利用業余時間創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其中《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廣為流傳，為我國現代音樂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他在系統掌握數學、物理、哲學等學科知識之后專攻語言學，首開我國系統科學調查漢語方言的先河，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實事求是，是趙元任從事學術研究科學精神的核心。“言有易，言無難”是趙元任給其高足王力在清華國學院撰寫的研究論文的批語。這一批語包含著一個深刻的道理：研究結論要實事求是，要符合語言事實，在沒有全面深入調查之前不要輕易下結論。語言研究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有大量的語言調查材料支持。

中國歷史上有文人做過一些語言調查，但由于缺乏科學記音手段，很難如實記錄語言的語音面貌。趙元任則用現代語音學符號和現代語音分析工具，調查記錄和分析了漢語方言的語音結構。從1927年開始，他計劃開展全國性的方言調查。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主任后，建立了大型的語音實驗室。從1928年起，他先后開展了兩廣方言調查、徽州所屬六縣方言調查、江西省56處方言調查、湖南方言調查、湖北方言調查。這些調查不僅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靠資料，也為了解當時的語言國情、制定科學的語言政策，提供了有益參考。

趙元任在調查語言事實的基礎上，還注重用科學的方法細致分析語言結構，揭示漢語不同于世界其他語言的結構特點，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五度值標調法就是趙元任開創的用數字標調的新方法。這種方法是在大量調查和實驗研究過程中，在記錄調值時把聲調曲線畫在音樂五線譜圖上產生的。趙元任用七弦琴做實驗，得出九種漢語方言的聲調曲線，再用畫格子臨法帖的辦法，按原樣改畫到一般的五線譜上面，形成五度值標調法的雛形。1930年趙元任在國際語音協會會刊上發表了《一套標調的字母》，正式提出了五度值標調法。這一方法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到對各種聲調調值的描寫、分析和研究中。現在普通話的標調，采用的也是這種方法。

主張不同文化要相互學習

趙元任學貫中西，具有多語轉換能力。他活躍在國際語言學界，是擁有學術話語權的領軍人物。他還與國際上許多其他學科的頂級學者有過學術交往，如英國哲學家羅素、丹麥物理學家玻爾、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等。其成功經驗除了語言天賦、后天的多語轉換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有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在癡迷中華語言文化的同時，也熱愛世界上各種語言文化；二是有獻身學術的精神，不為名利所動；三是具有海納百川、包容持中的偉大胸懷。

趙元任熱愛人類創造的所有語言文化，他主張不同文化要相互學習、和諧相處。當然，他也反對對中國語言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士隨便發議論，對中國的語言文化“說三道四”。他批駁過西方人士有關漢語語法缺少形式主語導致中國人缺少考察客觀中性物質能力的謬論，以及對中國音樂無知而瞧不起中國民族音樂的西方人士。

趙元任獻身學術研究，不求名利，在學術上不走極端，具有博采眾長、變通包容的胸懷，開拓進取、大膽創新的勇氣，淳樸穩健、求和持中的學風。他曾用數學函數概念來闡釋古人持中學說的合理性：中國自古以來就講中庸之道，古希臘人也喜歡講凡事要有節制，亞里士多德也有持中的說法。所謂中不一定是正當中。如果把最大值看成是最佳點，那么最佳點可能在兩頭，也可能在中間，如果中庸的中字不限于正當中，只要不在兩端就叫“中”，那么從統計概率上看中間當然居多，兩端居少，中庸在算學上是有根據的。趙元任更是把中外哲人的持中思想運用到治學之中，不輕易否定別人的觀點，古今中外不同方法他都能融會貫通、靈活運用，這也是他一系列研究成果享譽國際學術界并且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