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問題的再一次提出，是基于文學研究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純文學研究開始被納入“大文學”的視野，文學不再簡單地被認為是語言文字的修辭，而是一種與廣闊社會歷史持續對話的精神現象。我們說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需要有“大文學”視野，也就意味著文學研究需要更廣闊的史料支撐，是為“大史料”。那么，如何才能發現“文學”之“大”，進而擴充我們的史料范圍呢？這個“大”看似簡單，其實絕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不是一味兼收并蓄就能解決問題的，文獻史料的發掘、運用同時也是一件具有特殊思想意味的工作。

新時期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

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系統的文獻史料工作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新時期”，如果沒有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就不會有對大量現代文學現象的重新評價，就不會有大量的非主流作家重新進入讀者視野，甚至也不會有對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的重新認識，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的“文學史史料匯編”工程。

新時期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是一個逐步展開的過程，其展開速度、程度都取決于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速度和程度。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史研究出現了“三流”文學史框架——“主流”“支流”和“逆流”，文獻史料就是在這個框架下逐漸完善起來的。我們通常讀到的主要是“主流文學”的史料，理所當然地進入討論話題的也主要是“主流文學”現象。研究者通過對“歷史進步方向”“新文學主潮”的認定不斷圈定文獻史料的發現領域，這決定了我們文獻整理的基本態度。例如，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因為確立了五四新文學的“方向”為“主流”，致使偏離這一“主流”的文學走向和文化傾向受到質疑，在很長時期內難以獲得足夠充分的重視，保守主義文學如此，市民通俗文學如此，舊體文學同樣如此。甚至對一些文體發展史的描述也如此，例如，一旦認定從《嘗試集》到《女神》到新月派、現代派及中國新詩派是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軌跡，那么，游離于這一線索之外的可能數量更多的新詩文本包括詩人本身就可能遭遇被忽視、被淹沒的命運，不再進入文獻研究的視野。例如，稍稍晚于《嘗試集》的葉伯和的《詩歌集》，創作數量眾多卻被小說家身份所遮蔽的詩人徐訏等，以及因研究者將魯迅的《狂人日記》判定為“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而不太留意李劼人、陳衡哲等人在1918年之前就發表過白話小說的事實等。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文學思潮的認定框架中，過去的文學史研究將抗戰文學的中心與主流定位于抗戰救亡，當時出現的許多豐富而復雜的文學現象就容易被忽視。長期以來，對于抗戰文學，研究者重視的僅僅是抗戰歌謠、歷史劇等，描述的中心也是重慶的進步作家，西南聯大位居昆明，在以往關于抗戰文學的研究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即便是對重慶文壇的研究，研究者的關注對象也僅僅以“文協”或靠近進步文學思潮的作家為中心。近些年，隨著對抗戰文學認知的逐步深化，西南聯大的文學活動才引起相當的關注，而重慶文壇也不僅只有抗戰歷史劇，其“邊緣”如北碚復旦大學等的文學活動也開始成為碩士甚至博士論文的選題。這無疑得益于研究者觀念上的重大變化：從“一切為了抗戰”到“抗戰為了人”的重大變化。文學作為一種關注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最有價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能夠記錄和展示人在不同生存境遇中的心靈變化。

能夠引起文學史認知框架重要突破的原因在于現代文學史觀正越來越回到對國家歷史情態的尊重，而推動這種觀念革新的是現代文學研究中“文史對話”趨勢的出現，“大文學”視野越來越多地被人所接受。中國文學的歷史性巨變出現在清末民初，中國開始步入了“現代”，一個全新的歷史空間得以打開。在這個新的歷史空間中，文化交融、制度變革，近代知識分子艱苦求索，于是，文學的樣式、構成和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自清末以降，如何建構起一個“人民之國”的“新中國”是幾代民族先賢與新知識階層的強烈愿望。可惜的是，對那段歷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對軍閥派系、政黨政治的研究，文化的多樣性則被忽略。現代中國文化的遺產實際上也被大大簡化，其中相當多的文學史料與文獻也因為臨近百年的紙質保存期限而破敗，瀕臨失傳。

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文獻中民國文獻搜集、整理的緊迫性所在：它們已經臨近物質形態消亡的大限，再不特別加以搶救和整理，也許就不復存在，我們呼喚的“大文學”研究也將不得不面對一些殘缺不全的“小規模”史料。

文獻整理刻不容緩

文獻是中華民族精神歷程的重要記錄。歲月流逝，政治變動，一再使珍貴的文獻面臨散失、淹沒的命運，如何更及時地打撈、整理、出版這些財富，刻不容緩。所幸在于，目前國內學界和出版界都開始重視這些問題，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文獻研討會頻頻召開，國內高校開始在中國古典文獻學之外，另設中國現代文獻學二級學科，這使我們的文獻研究不僅有了學術交流的平臺，更有了培養學術接班人的渠道和制度，出版社開始系統推出以民國時期文獻為主體的現代文學文獻的大型復制叢書，叢書被各大高校圖書館收藏，而各種數據庫的開發、運用也提上了日程。

最近十年，不但中國大陸地區的現代文學文獻整理與史料發掘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文獻工作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而且其他地區的一些出版社也加入到了現代文學文獻整理和出版行列，利用它們獲取海外資源的便利開發文獻再造工程。例如，多年來，中國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持續推進文獻出版工作，這家出版社的總編曾經擔任過臺灣佛光大學圖書館館長，本身是古典文獻學出身的學者，自2016年開始就自籌經費，陸續推出了“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以下簡稱“集成”）。“集成”首先從劉福春教授收藏的新詩文獻入手，以原本再造的方式陸續出版，到2023年已經推出了三輯近150種。按照劉福春教授的估算，目前出版的各種中國新詩史著作涉及的新詩出版物只占新詩原始文獻數量的三分之一不到，也就是說，當前的新詩研究僅僅是以不足三分之一的文獻為依據的，其偏頗和問題顯而易見。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不遠的將來為中國學界奉獻一套較為完整系統的中國現代新詩的出版物總集。此外中國現代文獻學二級學科首先出現在四川大學，數年來，四川大學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條現代文獻開發與教育的新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了“四川大學現代文獻學叢書”，系統總結了相關學者在新詩、小說、戲劇、文學思潮等領域的文獻成果。今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還將推出四川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新詩詩刊影印”叢書，這是國內出版界第一次較為完整地整理出版“五四”以來的中國新詩期刊，將為再現新詩的歷史原貌奠定重要基礎。

總之，現代中國文學是色彩、品種、形態都無比豐富的“大文學”，“大文學”就理所當然地需要“大史料”——無限寬闊的史料范圍，極盡豐富的文獻收藏。文獻史料工作期待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和努力，真正有效的文獻史料工作既需要搜集者、研讀者觀念的更新，也需要來自社會多個領域——學術界、出版界、讀書界、收藏界的共同理想和情懷。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