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反思程朱理學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程朱理學作為科舉制義的惟一定準，造成了學問的荒疏、士風的澆漓，加上晚明國勢日頹，需要新的學問來改變這一局面。錢謙益作為當時名重一時的人物，積極倡導復古，我們在理解其復古因由的時候，必須借用“網絡”的視野加以關照，這個“網絡”囊括了吳中的文人網絡以及晚明的復社網絡，前者是純文學性的團體，而后者則是政治性的團體。

復興漢、唐注疏之學

明代中后期，士人為擺落宋明理學的拘執，曾掀起一股復興古學的風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層面是尊經復古，崇尚漢、唐注疏之學。楊慎認為，應恢復漢、唐注疏，鄙薄宋人解經之書乃“議論”，批評近世學者舍傳注疏的解釋去讀宋儒的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并舉出諸多的例證來說明古注“不可輕易”。王鏊肯定鄭玄的箋注訓釋之功，并以為“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鄭曉指出，宋儒取資漢儒，而在經書傳注上遠不及漢儒，“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古注疏終不可廢。到了晚明，錢謙益紹續這股復興古學的風勢，一直堅持尊經復古的思想，批判宋明理學，而推崇古經與漢、唐注疏之學。他對理學對明朝的影響有著十分清楚的認識：

自儒林、道學之歧分，而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舊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余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遷。萬歷之季，以繆妄無稽相夸，而士以讀書為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為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

《宋史》專門列出《道學傳》，使其與《儒林傳》兩分，明代科舉制義又以程朱理學為正統。錢氏對這兩個方面大為不滿，在他看來，正是這種緣由，使得“經術之傳，漫非古昔”，明代中后期經學淡漠、學風衰敗，“士以通經為遷”“士以讀書為諱”，一直影響到如今，以至“俗學晦蒙，繆種膠結”。他繼續批評儒林與道學兩分，對注疏之學的不良影響：

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為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

又說：

自儒林、道學之術分歧于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于經術，而古學再變。于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瀹亂之以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為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返矣。

陳獻章、王陽明為明代心學大儒，在錢氏看來，儒林、道學兩分之后，二人乃“側出于經術”，可見，錢謙益不單單是針對宋代理學，亦對明代的陳獻章、王陽明之心學亦持批判的態度，并意識到宋明理學帶來的流弊。他將經義流為帖括、道學流為語錄批為俗學：

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蓋已久矣。經義之弊，流而為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為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

錢氏認為，經學之荒蕪、衰敗，風習之俗陋、鄙薄，與儒林、道學兩分以及明代的科舉制義有莫大的關聯。元代官修《宋史》，與以往官史十分不同，專列《道學傳》，置于《儒林傳》之前，目的在于表彰道學，以程朱理學為道統，故分別為二程、朱熹及其門人單獨立傳。明代官修《元史》雖不因襲元代的這一做法，但于科舉制義上，仍然以程朱理學為正統，行八股文，永樂時期頒令《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成為科舉遵用的統一范本，將程朱理學定為一尊。可是到了明季，科舉制義愈發引起士人的不滿，并將之視為經學之大害。

與錢謙益有交的顧炎武亦指出《大全》、八股文對經學的不利影響：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經學之廢，實自此始。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

黃宗羲亦有相同的感受：

自科舉之學興，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為冬華之桃李，不適于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為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為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闒茸。

為了解決程朱理學以及王陽明心學帶來的問題，錢謙益認為，當“反經正學”，“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誠以反經正學為救世之先務”，追溯經傳源流，窮經學古。其所反之經、所學之古，乃是漢、唐之經與其注疏或章句之學。他說：

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注疏以為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后已焉。

傳注之學大興于漢，疏義之學大興于唐，此乃為注疏之學，他認為古之學者，以九經為經，以注疏為緯，表達出古經、注疏之學之重要性。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六經》之學，淵源于兩漢，大備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圣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幾圣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鈴鍵可得。

錢謙益指出，《六經》之學，淵源兩漢，而在唐宋之初大備，“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圣賢之門猶未遠”，“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故有次第。

吳中文人風氣

錢謙益有著極強的吳中身份意識，以其所編的《列朝詩集》為例，其中收錄了大量的吳中明人，諸如沈周、吳寬、祝允明、蔡羽、文征明、唐寅等詩作，遠遠超過朱彝尊所編的《明詩綜》所收錄之數，四庫館臣對此批評嚴厲：“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錢氏在《列朝詩集小傳》分別給吳中文人王鏊、祝允明、何良俊作傳，且皆有很高的評價，他十分推許王鏊的經學與文章：

先生經學通明，制行修謹，冠冕南宮，回翔館閣。弘治間，文體舂容，士習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學侍從之列，如金鐘大鏞之在東序，而中吳二公為之眉目，何其盛也。

他又說：

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弘之間，吳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內文炳，同時楊君謙、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在人。

錢謙益在此以“吾吳”自許，對吳中的文章大加褒獎，視吳寬、王鏊持海內文炳，稱許祝允明等人“文章奕奕在人”。錢氏認為“吳中以明經起家官詞林者”，何良俊繼起文征明、蔡羽，贊賞其文章之才，他說：

吳中以明經起家官詞林者，文征明、蔡羽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繼之。元朗清詞麗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謹自勵，蔡以奚刻見譏，而元朗風流豪爽，為時人所嘆羨，二公殆弗如也。

錢氏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針對王鏊、祝允明、何良俊的經學與文章進行討論，語多溢美，亦可窺得其對三人的尊尚。

吳中文人隱伏著一股復古的經學意識，在理學與舉業風習大盛的明代，可謂是一股異樣的潛流。他們雖以詩文名世，但對經學亦有觀察，崇尚尊經復古，以恢復漢、唐注疏為準的。王鏊極力推崇漢儒箋注訓釋之學，而鄙薄宋儒性理之學：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余，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舊……是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后，鄭玄之徒箋注訓釋，不遺余力，雖未盡得圣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于《十三經注疏》，幸閩中尚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板或亡，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祝允明盛贊漢、唐經學“義指理致，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弘博”，提倡古注疏，而批評宋人：

凡學術盡變于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訖于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演繹，難疑訂訛，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己說，或稍援他人，必當時黨類，吾不知果無先人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后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一閱兩漢、魏、晉、六代、隋、唐尊圣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況并之，又況以為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強辯解也。

何良俊亦提倡漢儒經學注疏，而批評程朱理學作為科舉制義：

自程朱學說出，將圣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略加敷演，湊成八股，以此取士，而欲天下之真才，其可得矣……太祖時，經義皆用注疏，而參用程朱傳注。成祖既修《四書五經大全》之后，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注為主。夫漢儒去圣人未遠，其傳授豈無憑據？況圣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后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

王鏊、祝允明、何良俊皆吳中名賢，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斥宋人，強調漢、唐注疏之經學，在程朱理學的長期冰封之下，挖掘古學，實在是開風氣之先。他們的復古主張與錢氏表現出相當大的一致性。

聲氣相通的復社摯友張溥

錢謙益并不孤獨，他的密友、明季復社領袖張溥亦異口同聲地表示“尊經復古”。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明南直隸蘇州太倉（今太倉市）人，作為明季應社、復社的領袖，曾高舉尊經、復古的大纛，聲名煊赫。明天啟四年（1624），張溥同張采、楊彝、顧夢麟、周鐘等十一人成立應社，他在應社宗旨中言“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經復古者，蓋其至也，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托”，提倡“尊經復古”，每人分主五經，楊彝、顧夢麟主《詩經》，楊廷樞、錢旃主《書經》，張采、王啟業主《禮經》，張溥、朱隗主《易經》，周銓、周鐘主《春秋》，又稱“五經應社”。崇禎元年（1628），張溥利用赴京舉貢之機，召集生員，舉行“成均大會”，提出“尊遺經，砭俗學”的主張，宣揚應社“尊經復古”之旨。崇禎二年（1629），張溥與吳曾羽、孫淳等人，在應社的基礎上，聯結全國其他各社，重新創立復社，張溥在復社的宗旨中更加明確地表達要復興古學、經術：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幸弋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日復社。

張溥的“尊經復古”，其宗經、復古即是復興漢、唐注疏之學，他說：

經學之不明，講說之害也。予心惻焉，意欲廢講說而專存經解……夫注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以后，道學盛興，注疏稍屈……成、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通，注疏等為閑書。久而講說滋煩，人便剽記論棄。《大全》亦復不論，是故道而隆，道污而污。

他批評當時講學風氣，“意欲廢講說而專存經解”，這是針對王陽明諸人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的論講之風而發的，且將漢、唐注疏之學衰弱歸咎于道學盛興與明代的科舉制義。此外，他對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與鄭玄的《禮記注疏》曾有一番比較，認為《注疏》以后，言者病少；《章句》以后，言者病多，亦認為朱子的《詩經》學出自漢儒：

然考諸《毛詩》，釋《鴟鸮》與《金膝》合，釋《北山》《燕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則朱子所見，未嘗不本《毛詩》，不可謂其排漢儒而獨出也。

揆諸以上論述，張溥對道學與科舉制義展開批評，并對宋儒經解抱持疑議，以期復興漢、唐注疏之古學，這與錢謙益的復古思想表現出相當大的一致性。錢氏在給張溥之母六十壽辰所作的序文中說道：

天如以命世大儒，在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昌明《伐木》、《菁莪》之誼于斯世……數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鉤黨禁學為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訌，國勢削蹙，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親也，吾有望矣。

錢氏稱譽張溥為“命世大儒”，“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指出朝廷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以至于虜寇緊逼、國勢日頹，對張溥期待甚重，這也側面反映出，錢氏對張溥復興古學的推重與企望。不過，錢謙益對張溥的推崇并不是純學術性的，而是帶有政治意圖。

錢謙益與張溥交誼甚篤，他不曾加入復社，卻與張溥在內的復社諸人往來密切，并與之一道積極參與晚明政治。崇禎三年（1630）應天鄉試，復社成員楊廷樞、張溥、吳偉業、吳昌時、陳子龍等于金陵應試，皆高中舉人。崇禎四年（1631），京師會試，張溥、吳偉業皆順利入圍，張溥高中進士，吳偉業則高中會元和榜眼，而此時的主考官正是內閣首輔周延儒，于是張溥、吳偉業與周延儒成了門生、座主的師生之誼。崇禎六年（1633），內閣次輔溫體仁取代周延儒，把持朝政，周延儒遂離開了朝廷。也是在這一年，江南名流拜望姚希孟，張溥、錢謙益、陳子龍等皆有參加，場面為一時之盛。崇禎十年（1637），溫體仁失勢后，隨之，張至發、薛觀國入閣，繼續對朝中的復社成員進行打壓，張溥、錢謙益于是積極斡旋周延儒出山，以維系復社在朝廷的勢力。崇禎十二年（1639），在張溥的接洽下，罷官歸鄉的周延儒到常熟與錢謙益相晤，商議其復出之事，以求得錢氏的支持。同年底，盧象升因率部抗清戰死，復社的江西籍成員楊廷麟到宜興尋訪其子孫后，轉道太倉，與張溥、吳偉業相聚十余日，錢謙益亦在列，并留下唱和之作。崇禎十四年（1641），張溥與錢謙益等人為周延儒出山入閣之事，相謀于蘇州虎丘的石佛寺，之后，周延儒為朝廷重新啟用。二人來往頻繁、風氣相通的背后不過是為了全力輔佐周延儒重新出山，以維持復社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士人為擺落宋明理學的束縛，曾掀起一股復興古學的風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層面是尊經復古，推崇漢、唐注疏之學。到了晚明，錢謙益紹續這股復興古學的風勢，對程朱理學以及陳獻章、王陽明心學展開批判。在錢氏看來，明代經學之荒蕪、衰敗，風習之俗陋、鄙薄，與儒林、道學兩分以及明代的科舉制義有莫大的關聯。錢氏具有極強的吳中身份意識，其復古思想與吳中先賢王鏊、祝允明、何良俊諸人息息相關。張溥作為明季復社的領袖，高舉尊經、復古的大纛，對道學與科舉制義展開批評，以期復興漢、唐注疏之古學，這與錢謙益的復古思想如出一轍。錢謙益與張溥私交甚篤，聲氣相通，且積極參與復社的活動，支持周延儒重新出山，這為錢謙益的復古論調鋪上一層政治色彩。我們在看錢謙益的復古思想時，不但要看錢氏的舊鄉吳中一直以來延續的強勁的反理學傳統，還要看其所依傍的復社與明廷之間的政治周旋，二者一道形成了一個渾然的網絡。另外，我們也應當看到，在程朱理學的長久冰封之下，漢唐古學悄然有了萌動的跡象，到了乾嘉時期又成了森然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