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1年在魯迅誕辰100周年的一個紀念會上，翻譯家戈寶權先生提出了建立“魯迅學”的設想，他借鑒了歐洲的一些作法，比如英國的“莎士比亞學”、俄羅斯的“普希金學”等，認為也可將“魯迅研究”以“魯迅學”概念加以“學科化”，使之“長久研究下去”，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贊成。同樣也是在1984年杭州舉辦的第二次全國茅盾研究學術年會上，有學者提出設立“茅盾學”的建議。那次研討會上，參加的年輕學者居多，“茅盾學”的提出，是此次研討會上的一個“亮點”。

為什么提出“茅盾學”？年輕的學者何以有這樣的膽識？那時的茅盾研究也不過剛剛預熱，相較于魯迅研究，顯然還有一些距離。但是，茅盾研究與魯迅研究又有一個共同點，即茅盾研究也有相當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或者更早些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評介性的研究就開始了，1954年由上海泥土出版社出版的吳奔星的《茅盾小說講話》就是一本比較早的研究專著，之后又有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學道路》、葉子銘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等論著出版。

改革開放伊始，思想解放當先，文學界可謂經歷了一場酣暢淋漓的透徹變革，不僅人們閱讀的習慣被打破，同時閱讀的起點也變得“高大上”起來，人們對現代作家作品的閱讀，除了好奇，還有誠敬，閱讀伴隨著思考，又點燃研究的熱情。茅盾是那時除魯迅之外最受關注的少數幾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閱讀中拿來研究，受到了“熱捧”，不僅吳奔星、葉子銘等前輩專家的研究著作再版重印，作為引路，年輕一代的研究文章也紛紛出爐，多了起來。以中國人民大學提供的《茅盾研究》資料看，僅1983—1984兩年的研究文章就多達520余篇。

茅盾研究不斷升溫，一則是說明過去既有的研究基礎；二則說明其研究工作盡管中斷但并未隔絕。它契合了當時的環境與條件，是在以往研究基礎之上對茅盾的“重新認識與估價”。

過去茅盾研究多以“小說”為中心，而小說又多以《子夜》《林家鋪子》等少數名著、名篇為重點，假如以“學科化”衡量，這樣的“研究”顯然太狹窄了，應該擴展到其他方面，比如他的散文、戲劇、詩歌以及兒童文學，他的文學批評、文學翻譯以及文學編輯，等等。茅盾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對他理應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當然這些“多方面”成就的取得，是同中國革命和“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歷史，同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與近現代世界進步的思想文化藝術思潮相聯系的，不了解這一點，就很難了解茅盾及其“多方面”的成就。

那時讀書界的茅盾研究熱，確有一股助推力量將其“學科化”的意味。根據當時的研究資料顯示，茅盾研究已經滲透到茅盾文學活動的多個領域，有人甚至研究起了他的早期思想與文學主張，他的藝術追求的政治化傾向，他是如何做到“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張光年語）等等，完全突破了以往那種為文本而文本的研究格局。

“茅盾研究”的學科化，打開了茅盾研究“大視野”的一扇亮窗。為此，學者們提出了作為學科意義上茅盾研究的體系構建。首先是明確歷史上的“兩次評價”——第一次是稱茅盾“是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文壇上努力了將近二十五年的開拓者和領導者”，第二次是稱茅盾是“我國現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和“偉大的革命文學家”，指出“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兩次歷史性評價”是一個總基調，對開展茅盾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其次是關注宏觀。鑒于茅盾在文學上的“多方面”貢獻，且作為一代文化巨人，必須重視多學科的、綜合的、系統的研究工作。一些學者提出從現代革命史、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文化史、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角度展開研究，或者說用社會學、文藝學、哲學、美學、倫理學、心理學和比較文學的方法，進行多維度的考察，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茅盾，了解其深耕于文學創作方面的卓越成就。還有一些學者從“茅盾研究”到“茅盾學研究”作了跨越式的學科布局上的探索，將茅盾的“多方面”的成就分解再歸納。

其三是深度引領。當時的“茅盾研究熱”催生出的“茅盾學”，形成了相當規模的科研人才隊伍，既有“學院”的，也有“民間”的，不僅成果多，而且質量高，屢屢填補“空白”。比如茅盾唯一一部創作于1945年的話劇《清明前后》也被研究者注意到了，這部深藏于隅陬之處，不顯山露水的話劇，因為寫得“另類”（按茅盾自己的說法是“不成材的習作”），常常被摒棄或遺忘。

上世紀80年代是茅盾研究的黃金時期，特別是中后期可以說達到了鼎盛。以1987年出版的《茅盾90誕辰紀念論文集》為例，遴選的各類代表性文章涉及茅盾研究的方方面面。可以肯定，作為體系構建的“茅盾學”已現雛形，學科的“基本盤”已經形成。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及其后的相當一段時期，茅盾研究趨冷，但似乎也屬于正常，因為“茅盾”早已進入學術研究，茅盾研究并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