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時年88歲的臺靜農題贈本文作者的行書條幅

據施淑教授回憶，臺先生患食道癌住臺大醫院。彌留之際，特別想看《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這本書是臺先生1986年在美國旅游時在舊金山一家書店買到的，遺憾的是存放在遠在美國的兒子臺益堅處。施教授找遍臺大附近書攤都未尋覓到，成為了臺先生去世前的一大憾事。

臺靜農是魯迅的文友，魯迅私下說他“為人極好”（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又夸他的小說《地之子》“將鄉間的生死，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是不多的好作家。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臺先生就脫離了文壇。他有一首暮年詩，抒發自己的感觸：“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無窮天地無窮感，坐對斜陽看浮云。”

李敖是臺灣有名的狂傲不羈之士，好臧否人物。除開自己，他很少夸贊其他人。1999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應邀去他在臺北市敦化南路的寓所聊天。李敖知道我研究魯迅，又多次拜訪過臺靜農，便對臺先生進行批評：一是覺得他膽怯，渡海來臺之后噤若寒蟬：二是覺得他疏懶，證據是《臺靜農論文集》所收文章的時間跨度有55年，平均下來每天只寫了十九個字；三是愧對魯迅，在臺灣從未發表過紀念魯迅的文章，反倒在胡適面前稱“門生”和“后學”。我當即發表了不同意見，已寫進我的一篇短文《在臺北與李敖聊天》，收進了我的隨筆《倦眼朦朧集》。但此文未能展開我對臺先生的印象和看法，現特撰此文進行增補。

臺先生是1946年10月28日從上海乘船抵達臺北的。當年他因從國立女子師范學院辭職，生活陷入困境，由好友魏建功推薦任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原本只想在此歇歇腳，因時局變化，一呆就呆了整整四十四年。這些年當中，國民黨當局又于1949年至1987年宣布臺灣為“軍事戒嚴地區”。實施了《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臺灣籠罩在白色恐怖下總共有三十八年。當時連法國作家左拉的作品都被禁，因為愛彌爾·左拉的中文譯名中出現了“左”字；恰如清代馬建忠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也曾犯忌一樣，因為跟馬克思的姓名有一字諧音。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在當年的臺灣只能改名為《大漠英雄傳》上演，因為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中有一句是“只識彎弓射大雕”，臺灣流行歌曲《今夜不回家》也被人舉報，認為違背了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政策。臺先生在大陸時是“酒旗風暖少年狂”的左翼青年，唱過《國際歌》和《馬賽曲》，籌建過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會（簡稱“北方左聯”），在北洋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曾三次入獄，其九歲長子就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夭折，到臺灣后，臺灣大學的第一任中文系主任許壽裳慘遭殺害，第二任系主任喬大壯因厭世絕望而自沉，此后代理中文系主任的臺先生自然會沉默郁結，噤若寒蟬，魯迅在《華蓋集續編·空談》中說過，“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魯迅在白色恐怖下提倡“壕塹戰”，而不主張像《三國演義》中許褚式地“赤膊上陣”。所以，對臺先生的沉默郁結應該給予歷史的同情，而不能苛責于個人。

臺先生是不是大學者呢？ 這應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臺先生家學淵源，接受過四年私塾教育。塾師和小學老師都是飽學之士。1919年，臺先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跟同鄉同學創辦了《新淮潮》雜志，提出了“立定腳跟撐世界，放開斗膽吸文明”的口號。他本人就是這一口號的踐行者。他有傳統文化的根基，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旁聽生。26歲之后，臺先生曾在中法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廈門大學、山東大學、女子師范學院等校執教，開設過《詩經》研究、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等課程。在臺灣大學，臺先生又擔任了二十年的中文系主任。在臺灣大學這種碩儒俊彥的匯萃之地，沒有學問的人怎能立穩根基呢？ 在臺灣當局的“戒嚴”期間，臺先生的新文學創作才能雖然沒有條件發揮，但在書法界已卓然成為一家。他的隸書深得中國三大摩崖石刻的精髓，如“漢隸第一品”《華山廟碑》；行書得益于明末神筆倪元璐，冷逸孤傲，風骨凜然。他被尊為“臺灣第一書法家”。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1989年秋，臺先生主動為我題寫了一個條幅，題為蘇東坡七律《黃州春日雜書四絕之一》：“清曉披衣尋杖藜，隔墻已見最繁枝。老人無計酬清麗，猶就寒光讀《楚辭》。”黃州即當下的湖北省黃岡。1079年，蘇東坡因政治冤案被放逐黃州，整整呆了四年。繁花似錦的春晨原是清麗美好的，但蘇東坡心情郁結，沒有辦法欣賞，只能在冰寒交加的心境中讀《楚辭》以抒憤懣。臺先生退休后，開過書法展，作品有潤格，一搶而空，我當然不會隨便開口索字。事后深思，他特題寫蘇東坡的這首七律，我認為是他想讓我及他在大陸的老友了解他在臺灣的心境，有跟蘇東坡被貶黃州的心境相類比的成分。作品選擇了臺先生最擅長的行書。他當年雖已八十八歲，但仍筆力勁健，渾樸老辣，布局舒朗，自然天成，實為書法作品中的佳品。

談到臺先生跟胡適和魯迅的關系，李敖的說法實屬妄斷。臺先生在北京大學就讀時的確是胡適的學生，又有同鄉之緣，1935年胡適還推薦他赴廈門大學任教，所以他在胡適面前稱“門生”“后學”只是一種如實表達，并不含獻媚取寵之意。至于他跟魯迅的關系，既是師生關系，又是忘年之交。但當年魯迅作品在臺灣是禁書，臺先生無法公開發文紀念魯迅。魯迅摯友許壽裳先生在臺北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前車之鑒。臺先生對魯迅的感情極深，珍藏了魯迅1923年在北京女高師講演《娜拉走后怎樣》的手稿，恭錄了《魯迅舊體詩》三十九首。1990年7月，因臺灣大學宿舍改建，臺先生遷出了居住長達43年的溫州街18巷6號“歇腳庵”，搬至同在溫州街的二十五號。他的家具書籍當然有人幫忙搬運，也有弟子服其勞，他只獨自抱著一尊魯迅的陶瓷塑像，神圣而隆重地一步步邁向新居。據臺先生的弟子施淑先生回憶，這尊塑像是李昂和林文義1980年在臺北一家茶藝店買的，原由香港石灣陶藝館制作，再由香港走私運到臺灣。這座陶瓷像制作比較粗糙，但臺先生如睹故人，格外珍惜。施淑教授是臺先生最親近的門生，又是李昂（原名施叔端）的姐姐，她的回憶當然可以采信。又據施淑教授回憶，臺先生患食道癌，住臺大醫院。彌留之際，他要讀魯迅作品，又特別想看《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這本書是臺先生1986年在美國旅游時在舊金山一家書店買到的，他讀后“為之大驚，恍然如夢，事事歷歷在目”（《龍坡雜文·序》）。這本書的編著者是已故摯友馬蹄疾，1985年于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有馬蹄疾執筆的一節：《魯迅和臺靜農》，用五千余字的篇幅扼要而準確地介紹了臺先生跟魯迅的交往：提到了臺先生曾編選第一本研究魯迅的書：《關于魯迅及其著作》，提到1932年魯迅赴北平探親時臺先生“幾乎天天陪伴在側”，還提到在白色恐怖下魯迅跟臺靜農之間的相互關懷，最后引用了魯迅去世后臺先生的唁電，悲慟之情溢于言表。施淑教授在《蹤跡》一文中寫道：“他一生懸念，至死方休的就是魯迅與北京未名社的那些往事了。”遺憾的是，這本書存放在遠在美國的兒子臺益堅處。施教授找遍臺大附近賣地下書的書攤都未尋覓到，成為了臺先生去世前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