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中午我開車上了漓江橋，桂林的初秋，明媚的藍天，天邊一朵一朵的白云映著遠山。這般美好而日常的生活景致，可是劉碩良先生看不到了。他走了，招呼都不打一個——像他的風格。死亡是一個落子無悔的句號，讓人瞬間陰陽兩隔。

他是多么地愛桂林，愛吃桂林米粉，是劉夫人黃麗清嘴里的“粉蟲”。一個湖南人，在南寧生活二三十年，1985年，就因為漓江出版社（下文簡稱“漓江”）要在桂林單獨掛牌，他攜夫人舉家搬到了桂林。黃阿姨之前是醫院的護士長，隨夫搬到桂林后，在社里校對室做校對，那是個梧州生長的佛系女子，常常笑意盈盈。“漓江”早期的拓荒者里面，有好幾對這樣的雙職工夫妻。在一張“漓江”早年團建的老照片上，大家一起在漓江的支流里劃著小船，如花笑靨隨著小船輕輕漂蕩，洋溢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和希望。

文昌橋頭象鼻山畔的四層小白樓，是漓江出版社掛牌桂林以后第二階段的社址所在，第一階段大家都在鐵西那個大院里，辦公室和宿舍都在一起。我到“漓江”時已經搬到了小白樓。當時條件比較艱苦，沒有電梯，樓上樓下搬書，要靠人力爬院子里貼樓而建的大石階；也沒有空調，夏天最熱的時候，大家都靠吹電扇，記得頂樓還有編輯因此而中過暑。翻譯家黑馬的文章里寫過，80年代末在深圳書展上見到劉碩良，“他一個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書去參展。近花甲的人了，扛著書上下地下通道，鉚足了力氣，年久多磨的腰帶居然當街繃斷，好不尷尬，他竟旁若無人地用捆書的尼龍繩胡亂當腰帶扎上，繼續蹣跚而行”。這就是篳路藍縷時期的漓江社和漓江人。就是在這個樓里，劉總帶著大家做出了獲得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的《詩海》，那是1990年的事。這本書也許是回報漓江人辛勤耕耘的一顆“福星”，因為從它以后，“漓江”大獎連連，好運不斷，199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里的《玉米人》《我彌留之際》《愛的荒漠》三種圖書把首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收入囊中，占一等獎圖書總數19種的15%，我們的辭書出版也結出了碩果，《外國名作家大詞典》拿了同年同獎的二等獎。還有其他諸多獎項不勝枚舉。

這本《外國名作家大詞典》在我入職“漓江”時期起過指路牌的作用。我1991年北大畢業，在考慮報名“漓江”期間，還專門請教過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的一位廣西籍同學，記得他翻出的就是這本又大又厚的《外國名作家大詞典》，還把它拍得“砰砰”直響，仿佛為了增加他話語的分量。他試圖向我描述的是，這家他曾去實習的出版社出過多么好的書，那里的人有多么棒！ 中文系同學得知我要去“漓江”，有人來和我絮叨他有多喜愛漓江版圖書，“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等等，如數家珍。“他們有個老總叫劉碩良，很厲害！”書迷同學如是說。他說出這個名字時鄭重其事的表情還有上海人刻意把普通話咬得很標準的發音，我至今難忘。大學四年我自己買的書里，有一本馬爾羅的《王家大道》和一本尤瑟納爾的《東方奇觀》，全書落滿勾勾畫畫的痕跡，幾乎被翻爛。這兩本書就出自劉碩良策劃的漓江版“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只是我在做它們讀者的時候，壓根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這家遠在嶺南的出版社的一員。

到“漓江”后對桂林充滿好奇，頭年的春節沒回云南老家。劉總兩口子擔心我一個人過年沒有年味，邀我一起到他們在桂林百貨大樓旁的親戚家里去做客，那天一大家子人很熱鬧，大家一邊聊天一邊吃茶點，他們一個勁兒地往我手里塞花生、瓜子，還有劉總最愛吃的椪柑。劉總做人心無城府，說話比較直率、誠懇，很容易交朋友，上至社科院外文所的各語種專家，下至社里的司機、門衛，都能打成一片。但是回想起來，我們后來的交往中，像這樣愜意的休閑時光是不多的，工作中的劉碩良是個倔老頭，若論催稿進度，絕對是一流的“追魂手”；還會因為女編輯穿高跟鞋在辦公室走路“篤篤”有聲而瞬間燃爆，當眾發飆。而且非常擅長“鞭打快牛”，你能干他只會給你壓更多的活——他給你壓活，霸氣得就像給你授勛一樣！

不過，有機會從劉總手里接活，那是有福氣的編輯。我從他手里接過《諾貝爾文學獎內幕》的書稿，那是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的著作。他1987年到訪過“漓江”在鐵西那個大院，回去第二年就任評委會主席，任期從1988年直到2004年。他與“漓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將《諾貝爾文學獎內幕》的版權無償授予“漓江”。劉總請了時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瑞典語專家李之義擔任此書譯者。做責任編輯的過程中，我和李之義老師有過很多交流，后來的職場生涯中，我都把接觸類似名家的工作過程，當成寶貴的學習機會。我還擔任過劉總主編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俗稱“紅諾”）中《花的智慧》《奧林匹斯的春天》等書的責任編輯，后者獲得第三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二等獎。劉總1993年調任廣西新聞出版局，去主編《出版廣角》，所以我們真正在“漓江”共事的時間，只有兩年。當然，劉總即使離開了社里，也有稿子間接從他那里轉來，比如我從莫雅平兄手上接的書稿《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黃樹南等人譯本），就是劉碩良老師在《出版廣角》時期為“漓江”組的稿。這書后來印了101萬冊，拿了全國圖書“金鑰匙”獎和暢銷書獎，并由此衍生出“影響三代人叢書”，等于劉老師為我們的一個產品線開了一個好頭。

中間有幾年時間，我離開“漓江”，去桂林市文聯主編《南方文學》雜志。2012年，世易時移，我回“漓江”有了呼聲。還在猶豫過程中，適逢劉老師來桂林參加活動，我們去他下榻的酒店看他，80歲的老先生虎著臉對我說：“有什么好想的？ 回來！窗口期不會很長！”句句都是飽經世事的過來人的肺腑之言。

回來以后，我默默地做著圖書產品線和人才隊伍兩方面的準備和布局，事情并不如人所愿，想要一蹴而就，確實并非易事，所以有一陣子，劉老師甚至不大愛理人，還輾轉托人捎話過來，大意是你怎么都不做外國文學了。什么樣的時代造就什么樣的人，如果說劉碩良是橫槊賦詩的弄潮兒，我在閱讀產品極大豐富、廣大讀者見多識廣的當下，就只是個添磚加瓦的建筑工。由于多方面的傾力支持，皇天不負有心人，讓默默的堅持者終于有了鉆出隧道的一天——2022年，我從2015年開始抓了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俗稱“黑諾”）終于有了可觀的陣容，策劃的“著譯兩棲，跨界中西”的“雙子座文叢”，也開始引發關注；另有“旅伴文庫·錦囊舊書”展示漓江外國文學壓艙之寶；“外國名作家文集”多人卷漸成氣候；《地下室手記》成了豆瓣上讀者追捧的出版界“良心之作”，一印再印……“漓江”本部的文學編輯隊伍也從無到有，茁壯成長，改變了之前的空心狀態。

也是2022年，應劉老師的一再要求，我在“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上掛了主編，這個過程我全部寫進了該叢書的主編序——“諾貝爾文學獎系列叢書，記錄著一代又一代漓江人在向我國讀者推介世界文學寶藏方面前赴后繼、堅忍不拔的努力。‘諾貝爾’和漓江人的職場生涯、美好年華緊密生長在一起，是漓江集體記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劉老師手里接過的，是漓江人的光榮與夢想，也有未來前行的勇氣和擔當。

（本文作者為漓江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