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京華風韻，三百載琉璃廠云煙，琉璃廠文化街即將迎來恢復的第四十個年頭。每當我穿梭于這“不惑之年”的新琉璃廠，總會想起幾位把一生都奉獻給“廠”的老先生，想起他們述說的往事。

對琉璃廠，不必贅述，那里一度成為讀書人心目中的圣地，特別是在中國尚未形成“公共圖書館”的概念之前，琉璃廠儼然一座開放的圖書館，古舊書人這個特定群體也由此誕生。我結識這個群體、關注這個話題，源于上世紀九十年代與古舊書發行家郭紀森先生的交往，隨后幾年，我又訪問了琉璃廠的不少老先生，言談中，他們都提到同一個人——有“琉璃廠圣人”之稱的孫殿起先生。孫殿起先生不僅精通古舊書的版本及流通，還是琉璃廠乃至整個古舊書業第一位著書立說的書商。

雖然不能穿越時空與孫殿起先生相遇，但我在讀志的過程中頗有“他鄉遇老鄉”之感，算是“因書識人”。讀來讀去，我發覺談起琉璃廠，怎么都繞不開這位同鄉圣人，故撰文講講孫殿起先生，側重其“著書立說”之功。

一

孫殿起，字耀卿，號貿翁，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藏書家，1894年11月11日生于河北冀縣。其父少時在北京以木工為業，后返回故里，仍以木工補貼農耕之不足。孫殿起十一歲進私塾，十三歲時私塾改初等小學堂，不久學堂停課一年。十四歲時，由于家鄉鬧災，糧食歉收，生計難以維持，他輟學進京習商。

1908年，孫殿起來到同鄉創辦的琉璃廠宏京堂書坊學業，拜郭長林為師，開始為期三年的學徒生活。學業期屆滿，他離開宏京堂，獨立經營一年。1913年，友人推薦他到西琉璃廠的鴻寶閣書店做司賬，并跟隨書店經理、衡水人崔蔚元學習版本知識。1916年，孫殿起辭去鴻寶閣書店司賬的職務，翌年轉任東琉璃廠南側的小沙土園會文齋書店司賬兼店員，深受同為衡水人的經理何培元的器重。

幾年下來，孫殿起憑借天賦和勤奮，在古舊書界逐漸嶄露頭角。當時，琉璃廠的所有書肆，伙計的月薪鮮有超過三塊大洋的，而孫殿起的月薪是六塊大洋，足可看出他的“身價”。后來，他認識了學者、藏書家倫明先生，與他結為莫逆。由倫明出資，幫孫殿起在南新華街七十四號創辦了一家古書鋪，名為“通學齋”。二十五歲的孫殿起依靠“精簡勤恒”的經營作風，推動通學齋快速發展，于業界形成較大影響。在他主持通學齋古書鋪經營近四十年中的全盛時期，平均每年收售古舊書達一萬部（冊）以上，店員從最初的七人增加到十四人，堪比如今線下的“王府井書店”、線上的“孔夫子舊書網”。

1956年1月，通學齋古書鋪并入中國書店，孫殿起被聘為《古舊書刊介紹》編輯委員。1958年7月9日，孫殿起病逝，享年六十四歲。

據中宣部出版局1988年版《發行家列傳》，孫殿起的著作為我國文化教育界、新聞出版界、圖書館界、博物館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寶貴的參考資料。

二

一個只讀過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基礎知識匱乏的農村苦孩子，怎會留下傳世之作并且贏得一眾文人學者的欽佩？我不止一次向郭紀森先生道出心中的感慨。

根據孫殿起先生的文章，并參考其外甥兼徒弟、同為版本學家的雷夢水先生及其他后學的回憶錄，加之對相關史志資料、名人日記的查閱考證，以及實地走訪調研，可知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有心。

由于書店掌柜多保守，學徒學藝全靠自己，不僅要死記硬背、多看多問，甚至還要偷學、偷聽。每當顧客與業主或師兄談生意時，孫殿起會留心聽、用心記，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單行本、叢書本、初印本、后印本。待顧客離開，他馬上將書找出，仔細對照。時日一長，他能夠根據書籍的紙張、墨跡、字體、版式、行款等特點，判斷成書時代，辨明刊刻區域，確定是原刻還是翻刻、是真品還是贗品。他對官私刻本的異同、成書年代的遠近、紙質墨跡的優劣以至書籍內容、作者生平、思想傾向、傳世多寡、價格貴賤等也有所掌握，賣起書來得心應手。

孫殿起每日與古舊書為伴，經手之書無數，不僅勤加筆錄，更默記于心。在經營通學齋古書鋪時，他曾編印數期《通學齋書目》，手訂《外埠購書簡章》，并刊《啟事》：“各藏書家如有不用之書，欲出讓者，請開列書名、卷數、著作、姓名、刊本、朝代、紙本價值函示敝店，即可接洽。”

二是見多識廣。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古舊書經營生涯中，孫殿起除了在北京想方設法挖掘和調劑古舊書資源，還南下江浙滬等十余省，大量收購古籍文獻，并將所見所得記錄在冊。根據公開的資料，他一生接觸的古籍多達兩三萬種計數百萬卷，有相當一部分為孤本、善本、珍本。長期與古籍打交道，使他見多識廣，加之苦學深究，他對各家學問之淵源、各門學者之流別皆能了然于胸，磨煉出一身過硬的本領。

三是結交文人學者，學識日增。

新中國成立前，圖書館事業尚不發達，文人著書立說的參考資料多源于書肆，琉璃廠自然成為大平臺。孫殿起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其中既有書賈，更多的是造詣深厚的文人學者。孫殿起誠實謙遜，買賣公道，不少文人學者都對他另眼相看，將其視為朋友。鄭振鐸、朱自清、顧頡剛、魯迅、王冶秋、周作人、史樹青等人，或多或少與他有過往來。有時文人學者對一些問題不甚了了，孫殿起竟能從野史、筆記等冷門書中尋出蛛絲馬跡，提供給他們，因此，大家更愿意與他交往了，也愿意對他《販書偶記》的寫作提供指導。

史樹青先生就曾在晚年對我說：“孫先生送給我八本《販書偶記》。”

三

我梳理了一下孫殿起先生的重要著作：

《叢書目錄拾遺》（十二卷），是孫殿起編輯的第一部著作。

1934年，通學齋印刷發行了三百部《叢書目錄拾遺》，書名由“前輩史學四大家”之一的陳垣先生題寫，扉頁書“民國二十三年刊行”，每冊的總目下方均標明“冀縣孫殿起耀卿錄”。倫明先生在序中說道：“吾友孫君殿起，商而士者也……君博覽而強記。其博覽也，能詳人所略……隨得一書，即能別其優劣……”

1936年，孫殿起又將數十年販書之余考訂、記錄的二十卷《販書偶記》（原名《見書偷閑錄》），印刷發行六百部。該書凡見于《四庫全書總目》者概不收錄，收錄者必卷數不同；非單刻本不收錄，間或有在叢書者，必為初刻的單行本或抽印本。書中涉及的罕見版本達一萬七千多種。《販書偶記》稱得上是一部清代圖書的總目，亦成為補充《四庫全書》的版本目錄學專著，為中國古籍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的教學、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

此外，孫殿起還輯錄有《清代禁書知見錄》《琉璃廠小志》等書。其中《琉璃廠小志》的影響很大，名曰“‘小’志”，其實是謙辭，這本書既是琉璃廠的第一部“家底”書，從中也能窺見北京數百年來古舊書業之全貌；孫殿起以書商的角度，有意識地記錄書肆的演變，構成琉璃廠的“書肆志”。全書約三十六萬字，分為“概述”“時代風尚”“書肆變遷記”“販書傳薪記”“文昌廟及火神廟”“學人遺事”六個章節，某些章節后附有相關行業的所見所聞，有些則是轉錄古人和近人的詩文、筆記、題跋、著錄，均標明出處。其中第三章“書肆變遷記”附有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繆荃孫的《琉璃廠書肆后記》、孫殿起的《琉璃廠書肆三記》、雷夢水的《琉璃廠書肆四記》、陳瀏的《古玩業：寶珍英古兩齋》等，共同構成晚清至民國年間琉璃廠古舊書業的“全景圖”。第四章“販書傳薪記”更是記錄了清咸豐年間至民國年間琉璃廠一帶從事古舊書業、古玩字畫業的店名、老板和弟子（伙計）的姓名（字與號）、籍貫等。這都是孫殿起四處造訪，細致整理的成果。

民國三十七年（1948），北平國史館館長金毓黻先生為孫殿起作詩：“斷簡零縑滿架塵，陳思應為訪書貧。筑臺市駿都無濟，君是燕中第一人。”“辛苦何曾為販書，梳篇理葉亦寒儒。似聞天祿添新袠，購到倫家一百櫥。”意指孫殿起是琉璃廠著書第一人。

四

新中國文博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撰寫的《北京琉璃廠史話雜綴》一文中稱：“《琉璃廠小志》開拓中國古舊書業研究的里程碑，孫老先生是‘琉璃廠圣人’。”

《新中國古舊書業》一書也直呼，“‘琉璃廠圣人’孫殿起”。

確實，孫殿起先生開啟了書商著書立說之先風，此后，各地爭出書目，以廣招徠。如北京王晉卿的《文祿堂訪書記》、雷夢水的《書林瑣記》，天津雷夢辰的《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張振鐸的《古籍刻工名錄》，蘇州江澄波的《古刻名抄經眼錄》、杭州嚴寶善的《販書經眼錄》等。

九十八歲高齡的江澄波先生跟我說：“在北方的老一輩書商中，我最敬佩的是琉璃廠通學齋的孫殿起先生，他在蘇州訪書時來過文學山房，那時我也就十多歲。印象最深的是他到我們店里來，看見好書，就從衣袋里掏出小紙片，把這本書的版本信息抄錄下來。”

天津文史專家曹式哲先生曾給我轉述采訪雷夢辰之子雷向坤時他說的一段話：“孫殿起是我奶奶的六哥,我稱呼他六舅爺；雷夢水是我父親的長兄，我稱呼他大爺。大爺代六舅爺整理、出版了一些書，當然，他自己也整理、出版了一些書。正是受他倆的影響，我父親重點寫津門書肆幾十年來的經營狀況和變遷史。”

孫殿起先生的寫作習慣，一直延續到生命的終點。他病逝后，雷夢水先生將其手稿《庚午南游記》《記倫哲如先生》《慈仁寺志》《販書偶記續編》《北京風俗雜詠》《臺灣風土雜詠》等編寫、整理后逐一出版。

孫殿起先生是書商，也是書家，他的研究集文學、史學、版本學于一身。書評家徐雁認為，孫殿起先生的病逝標志著傳承千年的中國古舊書經營傳統成為絕響，更標志著以古舊書稱雄于華夏知識傳播領域的舊文化時代的結束。在“文化自信”的感召下，我們多么渴望出現新時代的“孫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