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湖南益陽清溪村，荷塘、稻田之間新建了許多作家書屋。周立波故居就坐落在山林與荷塘之間。稻田上空有無人機觀測，農業科技人員在室內操控，曾經的農民變成農業工人，作業之余在高架橋底下聊天。周立波小說《山鄉巨變》中的想象變成現實，而清溪村的“新山鄉巨變”只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縮影。

周立波是現當代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兩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都是紅色經典的代表。周立波在社會主義新文學思潮中勇立潮頭，進行著文藝形式的探索和文學觀點的創新。他的寫作特點就是扎根土地，深入群眾，沉浸式地與農民和工人同生活、同勞動，把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員。周立波是新時代書寫“新山鄉巨變”的精神性象征。

周立波與農民的深入交往讓他積累了大量生活素材，這使他筆下的人物鮮活而生動，故事飽滿而感人。圖為周立波與農民在熱切交談。資料圖片

追求將生活原型與藝術創造有機結合

周立波的兩部寫鄉村的長篇小說，都是從農民與土地的實際生活中提煉而來的。《暴風驟雨》寫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塑造了郭全海、老田頭等人物形象。《山鄉巨變》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湖南益陽清溪村為典型，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塑造了亭面糊、鄧秀梅、王菊生等性格各異的人物。

1946年，時年39歲的周立波隨部隊到東北參加土地改革，親歷火熱的土改運動，并任中共黑龍江省珠河縣元寶區區委書記。1947年，調松江省委宣傳部（現屬黑龍江省）負責《松江農民報》，他把土改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完成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小說圍繞土改工作組與地主漢奸韓老六的矛盾斗爭展開。《暴風驟雨》上部寫了打倒韓老六分財產，小說在表現農民享受勝利果實時喜悅又辛酸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元茂屯的窮人分到了被褥、糧食、牲口等；張景祥分到一雙太陽牌長筒膠皮靴，專揀泥洼子去踩；花永喜分到一件女式皮大氅，眾人幫他出主意娶個媳婦。《暴風驟雨》下部寫工作組組織農民搞大生產，在大生產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缺少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牲口等。東北土地改革運動是當時的樣板，后來在全國推行。周立波去元寶區參加土改一開始沒有文學創作動機，他同工作組成員一起深入村屯和農戶，在很短時間學會方言土語。他同農民群眾建立了親密的感情，房間里常常擠滿了穿著靰鞡鞋的農民積極分子和村屯干部，有的來談問題，有的純粹來嘮嗑。這些都成為他小說的素材。小說寫成后連載于《東北日報》，1948年在東北書店出版后影響巨大，當時許多土改工作隊員人手一冊，以之作為教材。

《山鄉巨變》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表現互助組升為初級社時農民艱難的思想轉變過程，下篇為初級社轉為高級社的曲折歷程。《山鄉巨變》中的“巨變”，最大的變化是人的思想、精神和認知。農民由過去零散的個體勞動變為規模性的集體勞動，這種改變超出了農民的認知。駐鄉干部也是邊干邊學習，與農民共同成長。小說中寫到鄉干部鄧秀梅到清溪村后第一次開會傳達報告時很緊張，“腳桿子有些發顫，眼前也好像蒙了一層薄霧”。她照本宣科，講得“干枯而不連貫”。這位年輕鄉干部的任務是要把農民剛分到手的土地和農具歸為集體管理。面對少數幾位頑固派，她經過鍛煉也變得非常老練了。秋絲瓜不愿意入社的原因是家里喂了四十來只雞、三只大白鵝、兩頭壯豬、一頭黃牯。鄧秀梅坐在門口的竹椅上“暫且不說入社的事”，她先是聊天，然后抓住秋絲瓜善于算賬的性格，給他拿來算盤算了一通賬。而針對作田能手菊咬筋，她與工作組則通過一場競賽來勸說他入社。農民的觀念意識的巨變還包括婦女面貌的改變，“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性的勞動美和健康美形成一種新的美學風尚。

周立波曾在文化部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單位任職，但他在北京的時間短暫而匆忙。1955年10月，周立波全家遷入湖南，他先后在桃花侖鄉竹山灣、瓦窯村，以及大海塘鄉等地任所在鄉的副書記等職。在農村生活和工作期間，農民群眾成為他的知心朋友。人們信任他，甚至兩口子吵架也找他公斷是非。《山鄉巨變》中的很多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并融入自己的藝術創造。周立波在北京期間創作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鐵水奔流》也是深入工廠車間，與工人同勞動的成果。從1951年2月開始，他3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體驗，深入了解高爐的大修，走訪工人家庭與工人們聊天。寫完第4稿時又開座談會，聽取工人的意見，前后共修改了6遍。小說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18萬字，人物多達40多個，評論家評價“缺乏生動性與深刻性”，周立波對此作過深刻反思，他寫《山鄉巨變》時從中吸取了教訓。

追求“美學的”和“歷史的”文學標準相互結合

周立波早期拋棄了父輩給他取的“紹儀”“鳳翔”等帶有美好愿望的名字，崇尚自由，改為“立波”（取“自由”英文單詞Liberty的諧音）。他在上海從亭子間到勞動大學，還是一位意氣風發的青年學生，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被關進監獄，從此人生觀發生重大轉變。1934年加入左翼文學聯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后，他將目光下沉到民間。

到達延安后，經過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尤其是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洗禮，周立波的思想再次升華。召開座談會之前，毛澤東把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找來談話，一批一批地談。周立波同何其芳、嚴文井、曹葆華、姚時曉等來到楊家嶺山崗上，毛澤東在會客室接待了他們。中午他們一行人又同毛澤東一起吃飯，一邊喝酒一邊聊文藝。1942年5月，周立波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現場聆聽了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他深刻領會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基本精神，付諸文學實踐，創作出一系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

他也開創了新的寫作范式和美學范式。人物的新氣象、新做派，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社會變革中，農民無法做到自發的改造和提升。因此，小說開頭一般都是干部深入基層，對農民提出新的規范，同時又因農民樸素的世界觀改變了干部過去高高在上、不接地氣的習慣。周立波是將“美學的”和“歷史的”文學標準結合得比較好的作家。他如實地表現人物的思想情感，突破觀念先行的安排人物模式。如《山鄉巨變》中的兩個人物陳先晉、王菊生都是落后農民的代表，但周立波并沒有將二人臉譜化，而是深刻地理解和同情舊式農民對土地的眷念所表現出來的執念。

周立波的寫作觀對后世作家影響深遠，尤其是對湖南文學的影響巨大。20世紀80年代“文學湘軍”的崛起與周立波回湘有直接的關聯。《四大作家返湘記》記載，周立波回湖南源于毛澤東與他的一次談話。毛澤東說：“湖南文壇時下很不景氣，沒有一個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為什么不回去幾個，把湖南撐起來？”周立波回湘后，又把康濯、蔣牧良、柯藍等作家邀請回來。1962年，與康濯、柯藍等10位作家聯名發表《立即行動起來，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倡議書。周立波把自己的經驗概括為“經、練、閱”三字奉贈給湖南文學青年。他在1958年和1962年連任湖南省文聯主席后，強調文聯的中心任務是“出作品、出人才”。當時湖南省文聯機關在長沙市司馬里王家菜園二號。聚集在周立波周圍的年輕人自作聰明，只在工廠采訪一次就敢寫工廠題材。周立波嚴肅批評他們，“你不熟悉，寫不像的”，并將他們趕出“菜園”，到廣闊的天地“覓食”。知識分子深入民間，給勞動人民帶去先進理念，自身也接受了勞動人民的影響，達到互為提升的效果。周立波扎根人民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在湖南作家群體中得以傳承和弘揚。

追求將本土經驗與世界視野有效結合

周立波的文藝理論形成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左翼時期，周立波受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的影響，重視文學與哲學、社會學之間的關系，關注文學形象化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問題。他從果戈理、高爾基、托爾斯泰等作家的文藝觀點中受到啟發，結合中國自身的文藝現實進行思考，重視文學與時代精神、文學與現實等重大理論問題。巴爾扎克的“在現實中不斷地觀察中所練就的文學眼光”的理論也為他后來文學實踐所應用。第二階段為延安時期，他意識到“要突破知識分子啾啾唧唧呻吟，吹起響亮的軍號”，把農民、工人、士兵都介紹到文學里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他的影響很大，更堅定了他用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決心。第三階段是出國訪問時跟外國作家和理論家的交談。1956年同巴金應邀去柏林參加民主德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與其他國家作家的觀點碰撞，萌生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創新意識。周立波兩次到蘇聯。一次是作為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的文學顧問和編劇，在蘇聯完成后期制作。一次是應蘇聯作家協會邀請訪問蘇聯，并再次與西蒙諾夫等老友相見，交流社會主義文學創作與管理的問題。巴甫連柯談到文學中的瑣碎細節要不要寫的問題，愛倫堡談到“作家不能作為旁觀者去看看生活，而是要參加到生活中去”。波列夫希望看到中國作家多寫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周立波創作《山鄉巨變》時對這些觀點都有所吸收。

周立波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使他將本土經驗與世界視野進行有效結合，因此也擁有深刻而靈動的評論。這一特征在其魯藝講課時就被集中體現出來。例如他評價蒙田“專心于觀察和思想，獻身于忙碌的安閑”。他在《〈暴風驟雨〉是怎樣寫的》中強調作家要警惕“三不夠”，即氣不夠、材料不夠、語言不夠，尤其要重視語言。他注重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實性，一個好作品也要考究其情節是否合理，他認為“奇特的情節不僅不容易普遍，而且不容易逼真”。他尊重作家的藝術個性，對有個性的作家不吝贊美，例如他很欣賞端木蕻良描寫“大自然寥落的風響”和“荒野里古人的遺跡”的藝術魅力。他反思有的作家“容易為異國情調所迷誤，看不起土香土色的東西”。他自己則把“土香土色”撿拾起來，灌注在《暴風驟雨》《山鄉巨變》之中，取得藝術上的創新和突破。

（作者：卓今，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