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愛啊，魯迅。

你總能想象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神色嚴肅的先生，你能想象一個會在百貨公司里逛街、擠玩具柜臺的先生么？那也是魯迅。

許廣平在《魯迅先生與海嬰》一文中寫道：“從前這書呆子的他，除了到書店去，其他的什物店是頭也不回地走過的。有了海嬰之后，他到稍遠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攤上，留心給小孩揀選玩具。”

他這么有品位的人，會為孩子挑選什么呢？在如今對外展出的周海嬰的玩具珍藏里，那些小啞鈴、玻璃彈珠、九連環、智力套圈和算數盤里，究竟哪一個是魯迅親自買的呢？他自己說過的，“這孩子也不受委屈，雖然還沒有發明‘屁股溫冰法’（上海也無冰可溫），但不肯吃飯之類的消極抵抗法，卻已經有了的。這時我也往往只好對他說幾句好話，以息事寧人。我對別人就從來沒有這樣屈服過。”

他服軟。服軟的魯迅多么可親。他到上海來，他戰斗、他寫文章、他支持青年、他振臂高呼，他也為這個小寶寶買藥、種痘、曬太陽、稱體重、過生日，他親力親為地帶這個受了“三家鄰居警告”又多生病的淘氣包去醫院或請醫生來家診治。1935年1月4日，魯迅在給蕭軍和蕭紅的回信中說：“……知道已經搬了房子，好極好極，但搬來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總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樣。”你在照片里能看到他在上海昂首挺胸去高校演講時的步態，卻想不出這位斗士懷揣著玩具在上海走回家時的表情。

他是沿著昔日的北四川路，今日上海虹口區四川北路來來回回走著的，走了十年，從景云里到拉摩斯公寓，從內山書店到大陸新村，還有木刻講習所舊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魯迅去過的每一幢建筑分明都還在，只是那個牽著兒子手“回眸時看小於菟”的老虎爸爸，不在了。一切——化作了一條“魯迅小道”，只要踏上這個區域，每隔幾米就會看到地磚上鐫刻著指路的標識。如今任何一個游客，只要沿著地上的指示標志，就能和魯迅先生的足跡，在這座城市里交匯。

我時不時會去這條路上走一走。想這一刻是多么幸運。上海有外灘、有梧桐區、有各類購物場所，有無數漂亮摩登的網紅打卡點，但上海不僅僅是這樣，上海是“中共一大”會址所在，上海，是一座有過并永遠留住了魯迅的城市。

那是1927年的10月3日，魯迅與許廣平乘坐太古公司的輪船到達上海。來到上海的第二天，周建人、孫伏園、林語堂等即來探望，魯迅邀請他們吃飯并合影。5日，魯迅就走進了內山書店，僅1927年10月5日到10月31日期間，魯迅就前往內山書店10次之多。10月8日，他遷入景云里。

1930年，在內山書店主人內山完造的介紹下，魯迅遷入拉摩斯公寓，住三樓。當時，公寓里的住戶身份頗為國際化。柔石、馮雪峰、郁達夫、史沫特萊和內山完造成了魯迅新家的常客。

正值國民黨白色恐怖最盛時期，魯迅不顧個人安危，在1932年讓瞿秋白及其夫人在家里避難半個月之久。是年12月，陳云奉命前往魯迅先生家轉移瞿秋白夫婦，匆匆與先生見過一面。這是陳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魯迅。在1936年10月聽到魯迅先生逝世消息后，正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的陳云即以“史平”為筆名，寫了一篇題為《一個深晚》的文章回憶這次會面。陳云寫道：

“大約是深晚十一時許了……秋白同志就指著那位主人問我：‘你們會過嗎？”我和那位主人同時說：‘沒有。’秋白同志說：‘這是周先生，就是魯迅先生。’同時又指著我向周先生說：‘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誠懇地尊敬地說了一聲。的確，我是第一次見魯迅。他穿著一件舊的灰布的棉袍子，莊重而帶著憂愁的臉色表示出非常擔心地恐怕秋白、之華和我在路上被偵探、巡捕捉了去。他問我：‘深晚路上方便嗎？’‘正好天已下雨，我們把黃包車的篷子撐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氣回答他……我這第一次的會見魯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會見魯迅了……當我讀了報紙上魯迅病卒的消息時，我腦子里一陣轟轟的聲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幾分鐘，那身穿灰布棉袍和莊嚴而帶著憂愁臉色的魯迅立刻在我腦子里出現，似乎他還在說：‘深晚路上方便嗎？’……魯迅雖死，魯迅的精神不死。”

1932年，紅四方面軍將領陳賡秘密來滬，魯迅也是在拉摩斯公寓與他會談至夜深。到公寓來拜訪過魯迅的，還有文學青年、茅盾的妻弟孔另境，1932年暑假前因為黨組織傳遞革命書刊而在天津被捕，后經魯迅先生托人全力營救而保釋出獄。回到上海，孔另境一心想“去結識這個富有俠義心腸的老頭兒”，由此到了魯迅當時居住的拉摩斯公寓。兩個月后，孔另境再去拜訪時，魯迅正準備搬家。1933年，內山完造掩護瞿秋白夫婦搬到施高塔路（今山陰路）東照里12號，同年4月，魯迅搬到大陸新村9號，房子以內山書店職員名義租下。不久，茅盾也入住大陸新村。

瞿秋白住的東照里和大陸新村相距不過百米。而魯迅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開的書店，已于1929年從四川北路魏盛里遷到了施高塔路11號（今四川北路2048號），就在山陰路四川北路路口。 它曾是郭沫若、陳望道、田漢等進步人士經常光顧之處，也一度成為魯迅等左翼作家活動的重要場所。1935年6月，瞿秋白被國民黨殺害，為紀念亡友，魯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許多時間用于編校瞿秋白的譯著《海上述林》，直至去世前一個月。

他為瞿秋白題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條幅。他在家里留著瞿秋白的書桌，這張桌子和魯迅的家具一起，至今也在上海魯迅故居里。1936年10月18日，魯迅給內山完造留下便條：“老板閣下：沒想到半夜又氣喘起來。因此，十點鐘的約會去不成了……”這成了他的絕筆。

在今年我為王曉明老師做訪談時，他說：“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雖然和魯迅所處的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魯迅當年面對的許多問題，如確認自己的人生意義、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等等，同樣是我們今天需要面對的。歷史雖然一直在變化，但在很多時候，不同歷史時段的社會和人生狀況，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截然不同。”我想著這句話，沿著魯迅小道走著。

大陸新村外，山陰路上的水杉綠得可愛，重新裝修開張的內山書店，陳列著魯迅主題的文創產品，路口的萬壽齋，有全上海最好吃的餛飩和小籠，從店里走出抱著孩子的老人，到四川北路上，匆匆騎著共享單車經過的青年，提著小菜籃子轉入居民樓的主婦……一切在日常的轉動間，顯示著生命的自序和自足，顯示著靈與美，這是魯迅和瞿秋白沿著這些路走過時，懷著熱淚暢想過的未來嗎？我們身處的平凡無奇的此刻，正是他們為之獻身的理想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