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沒有過昂揚的青春——讀書是輟學的，婚姻是包辦的，工作是孤悶的。

第一篇現代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時，蟄伏紹興會館的他，已經37歲。當許廣平走進他的生活，他已經45歲。愛情來得太遲。

創造社的年輕文人又毫不客氣地冠以“老”字，讓他一度成了追悼沒落封建情緒的落伍者，一個“記性真長久”的“老年人”！

魯迅本身的文字也很少充滿青春激越。即便是《朝花夕拾》中偶爾閃現的激情之光，也在時時反顧的敘事躊躇中漸次暗淡。

于是乎，一代代讀者心目中的魯迅固化為時而“橫眉冷對”，時而“醉眼陶然”的老先生，無論如何都帶著遲暮之感。正如其在《野草·希望》一文中所抒發的，“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然而，果真沒有嗎？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蝴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漂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是啊，究竟是青春。當魯迅在北京西三條21號“老虎尾巴”內寫下這篇散文詩時，仰看流云的天空已非明治日本的天空，然而，他所看到的未必不是年輕時的心靈悸動，他血液中奔騰的也一定仍是那東京時代未竟的文藝夢。

更何況，發表于《河南》的《摩羅詩力說》等五篇文言文章，便是魯迅居住于此期間整理收入雜文集《墳》的，且由暫住南房會客室西間小屋避難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許廣平抄寫。

這是他們愛情的見證。

“究竟是青春”，凸顯的不只是時空維度，更是魯迅的文學感遇。反之，迅哥兒喜讀的寶書《山海經》，實則是一部上古地理學著作，這提示我們也不該忽視魯迅文學中的地理潛文本。

尤其是，地理學維度別致地轉換在魯迅有關日本的文字當中，產生了強大的修辭力量。《藤野先生》那句有名的“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月界旅行〉辨言》那不被關注的副文本——“譯者識于日本古江戶之旅舍”，以及自傳中的“再到東京”，無不凸顯著先生曾經投身的翻譯事業，以及在異鄉殫精竭慮的歲月。

間中，著名的棄醫從文是如何展開的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藤野先生》）

一個簡單的代詞“這”，讓索居之仙臺如此的生動可感。東京、橫濱、水戶、仙臺，這些散落在魯迅文本中的地點，不再僅是一個個地標，而是喚醒主人公青春記憶的文化符號，融入了魯迅對文學品質的不懈追求，成為其創造出的新的文學空間。

更重要的是，“到東洋去”后，無論是家國情懷，還是憂患意識，在后來的魯迅那里，都化為了文學表達，正是其不凡的詩學創造力將作者與讀者的精神紐帶永遠綰結在一起。

除了虛構藝術世界里亦真亦幻的魯鎮、未莊、吉光屯、咸亨酒店、吉兆胡同，除了以符號代替現實的S城、S會館、到N進K學堂，那些與客觀地理真實融合在一起的共名文學空間，更可以長長地羅列下去——百草園、三味書屋、安橋頭、趙莊、江南、石頭城、首善之區的西城、廈門島、白云樓、大鐘樓、內山書店……它們常常遠離了線性時序，用彼此遠隔的一個個瞬間，營造出獨有的時空邏輯，生發著多義的引申表達。

更妙的是，校完《唐宋傳奇集》后的魯迅在序例文末特別寫上，“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嘆，余在廣州”。這簡直就是一篇17字的微小說。時間地點、人物環境、生命境遇，情節留白，屬于小說的要素全部具備，心靈宇宙盡顯，令人惟有嘆服。甚至就連50歲得子，給孩子取名，也取“海嬰”，意謂“生于上海之嬰孩”。如此一來，信封上隨手寫下的“宮門口周宅”仿佛也透著滿滿的文學張力，而“八道灣”則成了周作人一家的借代，這一系列對于地點的用心使用與文學妙用，超越了時空桎梏，深深打上了永恒的魯迅印記。人們的地理認知因之而悄然改變，精神世界因之而豐贍多姿，心靈深處也同時擁有了一方獨屬于魯迅的詩學疆域。

在文字叢林里尋幽探勝，當然會收獲絕佳的閱讀體驗，最好是手持一份魯迅在各地的行跡圖，浸潤于心聲洋溢的魯迅文學，置身更為廣闊的文化象征之地，自己也仿佛成了行旅文人，不是別有一番滋味嗎？更何況，魯迅雖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卻成就了不朽的世界經典，這樣的文學生命力難道不是永恒的青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