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先生（1923—2017）在晚年寫過《深切的懷念》一文，第一句話即是“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生前，他多次與我說起此番意思，話語中充滿著深深情愫。賢者已去，每當想起他，我作為上海后生，心中總充溢著滿滿的溫暖。

屠岸先生原名蔣璧厚，祖籍江蘇常州。一九三六年，他跟著父親第一次來到上海，報考滬上名校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半個月后，同學拿著登有他名字的《申報》給他看，才知道考取了。在地處上海市郊吳家巷的上海中學讀完初中第一年，他回到家鄉度暑假。不料“七七事變”和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交通受阻，他已無法回到上海中學讀書，只得就近轉讀縣立常州中學。但是，抗戰烽火連天，日寇飛機大舉轟炸常州，學校已放不下安靜的課桌。他只得與哥哥妹妹隨母親逃難，一路從漢口到湖北新堤，與父親會合后，又從廣州經香港到上海。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回上海中學的課堂上課。

一九三八年一月，屠岸隨家人乘坐蘇州號輪進入外灘，見到黃浦江兩岸一片廢墟，頭上是日寇飛機盤旋。心想，祖國山河淪于鐵蹄之下，連蘇州號輪也要掛英國旗來做掩護，屠岸幼小的心靈感到恥辱，并暗下決心，好好讀書，將來報效祖國。

在上海，他趕緊打聽上海中學的入學情況，可吳家巷的校址已被日本人占領，學校借用法租界上海美專的教室上課。入學仍要考試，他投考初二下學期，揭榜后方知名列第二名。他為可以回母校繼續學業喜出望外。其時上海抗戰熱情高漲，屠岸與同學創辦《烽火》半月刊，他畫了兩手高舉抗日火炬的畫作為封面。他課余編印學生刊物，喜歡畫畫、看電影、聽音樂，以及去四馬路（今福州路）、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的各種舊書店淘書看書。他的國文、英文成績突出，這有賴于他每天堅持寫日記。他把高中日記拿到南京路大新公司一樓，請一家印務公司裝訂成合訂本，配上燙金的硬封面，很像一本書的樣子，題為“一九四〇年日記”。

高中畢業，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讀的是鐵道管理系。在這所名校，他結識了地下黨，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在八仙橋青年會禮堂，聽著名學者、作家沈志遠、吳祖光、林漢達演講。他結識了圣約翰、震旦等名校的文學青年，如成幼殊、吳宗錫等，組成野火詩歌會，編印《野火》詩刊。他曾冒險進入蘇北解放區，帶回黨的文件，出色完成黨交辦的各項任務，經受住考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上海，他還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初戀。

一九四六年，《文匯報》復刊，屠岸把彭斯《我的心呀在高原》的譯稿，投給副刊主編唐弢先生，居然很快登出來了。這是他在上海第一次發表譯作。在唐弢鼓勵下，他的譯詩、創作和評論文章，陸續刊出，有一個月，他竟在副刊六次登出作品。之后，他又給靳以主編的上海《大公報》副刊投稿。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譯著《鼓聲》，這是惠特曼的詩集。上海解放后，他進入華東軍管會文藝處，處長是夏衍同志，下面有文學室、美術室、音樂室等，他分配到戲藝室，編輯月刊《戲曲報》。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譯著《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這是國內第一本莎士比亞詩歌中文單行本。以后由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一版再版，暢銷全國。我將舊藏此書的初版本帶給屠岸先生過目，他援筆題詞道：“韋泱同志購得此書于舊書鋪，囑我簽名鈐章，樂于從命。”屠岸儒雅謙和的形象，深印于我的腦海。

一九五三年，屠岸結束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奉調首都北京，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月刊的編輯部主任。

一九七八年初冬，新時期文學剛剛開始萌動，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的屠岸，和韋君宜社長一起來上海組稿，很快決定推出孫颙的《冬》，竹林《生活的路》，以及后來定下的天津馮驥才《鋪花的歧路》。這其實是一次破冰之旅，人文社有感于文學界沉悶已久，決定以三位青年作者的長篇小說來投石問路，召開全國長篇小說座談會，以期促使文學春天的盡快到來。

之后，屠岸先生從出版社領導崗位上離休。他幾乎每年都要來上海，他說“看看上海新貌，見見上海老友，心里十分踏實高興”。我很樂意陪他到處走走，留下清晰而愉快的記憶。

九十年代末，屠岸來上海，說想去看望丁景唐先生。我們來到永嘉路慎成里石庫門弄堂丁府，慢慢沿著旋轉木扶梯，爬上三層樓，在丁景唐臥室、書房兼會客功能的“三合一”舊居里，聽他們愉快回憶往事。從地下黨學委到文委，他參加丁景唐組織的上海文藝青年聯誼會，這是抗戰勝利后第一個公開成立的文藝青年團體。先后吸收的會員中有屠岸、袁鷹、成幼殊、戎戈、張香還等，還編輯《文藝學習》期刊，請來郭沫若、茅盾、葉圣陶等作演講。

二〇〇二年秋，他來到上海，提出去看看王辛笛先生吧。我們就去了，到南京西路近陜西路口，拐進花園公寓內的一幢老式洋房。辛笛先生與女兒王圣思教授已在門口迎候。坐下交談，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十分投入。辛笛年輕時負笈英倫，熟悉英國文學，尤其是英國詩歌。他倆交流的主要內容，就是濟慈詩歌。之前屠岸的譯著《濟慈詩選》，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列優秀翻譯獎榜首。屠岸說得獎既高興又慚愧，當天沒能參加在紹興舉行的頒獎會，正巧在英國訪問，就拜謁了濟慈故居，并應英國諾丁漢大學邀請，在那里作了《詩歌與詩歌翻譯》的演講報告。在英國六大浪漫主義詩人中，他最喜歡濟慈。濟慈雖然只活了二十五年，但他在英國詩歌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辛笛表示贊同，說自己也喜歡這位早逝的英國詩人。兩人交談中，不時地插入英語，我聽了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他們惺惺相惜，是詩歌翻譯的知音。

有一個插曲。屠岸在英國演講結束時，有一位英國女博士對他說：“你主張詩歌翻譯對詩歌音韻的表達，而你的演講和朗誦，對英語掌握得如此嫻熟，令我驚喜！”她不知道，屠岸在中學時代，就在上海的牛津英語夜校補習英語，大學時又自學英語語音，喜歡看英語原版電影，在發音和朗讀上，是花了頗多功夫的。

第二年，陪屠岸去衡山路余慶別墅王元化處。他們談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護現代文學遺產問題，具體談到了詩人辛勞。說，雖然已經出版了陳夢熊編的辛勞詩文集《捧血者》，但還遠遠不夠，還要繼續發掘遺作，不少塵封在當年的報刊書籍中的作品，不去打撈，就會散失殆盡。那天我帶了單反相機，拍下了兩人交談的合影，及王元化的談話神情。我還帶了一個小本，請王元化題個字，他不假思索地錄寫了胡適的一段話：“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這是王元化給我留下的惟一墨跡，也是屠岸給我創造的一個難得機會。

當然，屠岸予我甚多，他為我的拙著作過序，也多次為我書寫條幅，題寫書名等。總之，我夠麻煩他的，他卻從沒說過一個不字。于今想來，愈加慚愧之至。

屠岸在上海翻譯界有一眾好朋友，每次來滬都要小聚一下，其中有草嬰、方平、錢春綺、吳鈞陶、黃杲炘、馮春、張秋紅等，滬上翻譯家們暢敘一室，群情欣然。我一個不諳外語的人，忝列其間蹭飯，怪不好意思的。因為這一機緣，我與滬上不少翻譯家成了忘年交。此間，他與時任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長的方平先生，探討莎士比亞詩劇的翻譯難點，頗為相契。方平是屠岸譯著《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時隔二十多年后再版重印的責任編輯。又與黃杲炘探討英詩漢譯的音律問題，不僅面對面交流得熱烈，言猶未盡，回到北京又寄信商榷，他給黃杲炘談這個問題的信件，就多達二十余封。

二〇〇五年底，屠岸來上海，接受新聞出版博物館之邀，作口述實錄的訪談，其中談了不少他在上海求學、入黨、文學翻譯和創作的往事。他還去上海圖書館，因為，他有一個心愿，就是向上圖捐贈手稿、書信、書籍等資料。他說，上海是培養他成長的地方，是他工作與生活的起步地，他要反哺他的第二故鄉。二〇一六年，在他辭世前一年，上圖為他舉辦了紀念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線裝典藏本首發捐獻儀式，并錄下了他吟誦詩歌的清晰聲音與圖像。這是他最后一次的上海之行，極其難得和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