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最為繁榮的時期，各路詩人層出不窮，大家名家指不勝屈，而民間的歌謠卻遠沒有如同先前漢魏樂府、南朝民歌那樣引人注目，這時也確實未能推出像《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敕勒歌》這種一流的名篇，于是除了發現甚晚而名聲大噪的敦煌曲子詞之外，時下的文學史一般不大講這方面的內容。其實唐代的民間歌謠也很豐富，自有特色，是不宜只重視其一角的。

影響極大的選本《唐詩三百首》選錄了三首民歌，不妨先來關注一下。其一，卷七的五絕之末是西鄙人的《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這是一首歌頌盛唐名將哥舒翰的短歌。這位將軍出于突厥突騎施哥舒部落，勇猛善戰，把守大唐西部邊疆時，幾次打敗游牧民族的來犯，保住了一方太平，深得當地老百姓的愛戴。《舊唐書》卷一百零四有傳。所謂“西鄙人”相當于無名氏，只不過指明了這是西部邊境地區的無名氏，這一署名正表明此詩乃是那里流行的民歌。

這首歌的前兩句一寫天上的北斗星，一寫哥舒翰高大的形象，簡明有力，氣勢非凡。后兩句說他巨大的威懾力，亦復單刀直入，很有力度。歌頌大將軍的歌謠無須辭費。

其二，《唐詩三百首》卷八前半的七言絕句之末是無名氏的《雜詩》：

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詩的原作者大約是一位流浪在外的下層知識分子，這首悲歌后來傳唱開來，也許已有些變化，記錄時則既沒有題目，也無法明確其作者——這一類作品應包括在民歌的范圍之內。杜鵑鳥的啼聲一向被認為是“不如歸去”，而它卻歸不去了，所以一直啼叫到嘴角出血，歌辭的作者與之同病相憐。漂泊在外的失意者任何時代都有，此詩遂有頑強的生命力。

詩的前兩句采用“三一三”的句式，而非常見的“二二三”，似乎也流露了一股牢騷不平之氣。

其三，卷八后半的樂府之末有杜秋娘的《金縷衣》：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這位杜秋娘應是這首歌謠的傳唱者而非其作者，這種情形與《敕勒歌》題下署斛律金而他其實只是被記錄在案的傳唱者一樣。《金縷衣》的主旨是說，凡事都要趁年輕的時候抓緊進行，晚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后兩句的比喻生動透徹，放之四海而皆準，歷盡古今而不變，后來成了著名 的金句。魯迅的詩句“花開花落兩由之”（《吊楊銓》），乃是對這一警句的反仿。

在《樂府詩集》的《雜歌謠辭》中，輯錄了一批唐代的民間歌謠，內容相當豐富，詳細的討論這里無從進行，只說一點印象吧，就是這里除了多有征夫思婦之辭以外，也有幾首頌歌，如卷八四《雜歌謠辭四》下有《新河歌》：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結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這首民歌是歌頌初唐名 臣薛大鼎的。《舊唐書》卷四十九《食貨志下》載：“永徽元年（650）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于海，百姓歌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循吏傳》之《薛大鼎傳》載：“……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為害。”記載薛公的德政尤為細致。做實事以改善民生的地方官，自然深得人心，值得歌頌。

歌辭的兩份文本稍有差異，其原因是民歌在傳唱過程中往往會發生變易。這同文人之作是不同的。

在一般的印象里，古代的民歌往往是用來抨擊官僚為民訴苦的居多，另外就是少男少女們的戀歌，這個印象大抵不錯；而如果出現了清官好官，老百姓也不吝熱情地加以歌頌。像薛大鼎這樣大力興修水利的循吏（優秀地方官）、哥舒翰那種保家衛國多有功勞的將軍，都確實值得歌頌。現在有一種意見認為文學藝術只應諷刺暴露，不能正面頌揚，此說過于偏激片面，不符合文學史昭示的事實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