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走進蘇州古城深處的平江歷史文化街區，意味深長地說，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要在物質形式上傳承好，更要在心里傳承好”。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對于新時代新征程上的文藝工作來說，傳統不是我們的對象，傳統就是我們的自身。繼承傳統既是一個認識論問題，也是一個方法論問題。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繼承傳統都有其特定的價值內涵和實踐要求。

繼承傳統，首先要知道傳統是什么？傳統在哪兒？江蘇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歷來科技文化發達、社會文明程度高，不論是在過去還是當代，對中華文明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孫武、項羽、劉邦、枚乘、顧愷之、祖沖之、劉義慶、劉勰、蕭統、范仲淹、馮夢龍、顧炎武、吳承恩、曹雪芹、劉鶚、朱自清等眾位歷史文化名人與江蘇有關。這些歷史人物及其文化經典，前后綿延2000多年，為我們勾勒了江蘇傳統文化的輪廓，提煉了獨具特色的江蘇文脈。近年來，江蘇啟動了一項規模巨大的文化工程——江蘇文脈整理研究工程，并依托文脈梳理計劃出版3000冊的“江蘇文庫”，目前已出版1000余冊。廣博深厚的江蘇文脈也構筑了今天文藝創作的底氣與自信，引領文藝家從宏觀格局和深邃視野來認識傳統、繼承傳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一詞被頻繁指稱的今天，傳統也面臨著泛化乃至異化的危機。文藝創作中的一個傾向是，在不少文藝管理部門和創作者眼中，繼承傳統就是對地方文化的渲染與敘事，他們熱衷于書寫地方名人、宣傳地方風物、講述地方故事，而且這個“地方”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細微。文藝工作者關注地方文化乃至從地方文化取材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所謂“地方文化”一旦成為藝術家創作的框范，他們的創造力就會在“地方”中凝固，可能就會在沉溺中肢解傳統。因此，繼承傳統首先就要認識到，只有貼近文脈的傳統才是文化的精髓。在這樣的傳統中，蘊含著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承載著華夏民族的基因密碼，也只有涵泳沉潛在這樣的文脈源流中，才足以培育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苑英華。

當然，傳統的流傳形態也并非始終是大江大河。有時候，那些應該為我們所珍視的傳統卻以邊緣的、微弱的方式存在，即便是存在著，也常常為我們忽視甚至冷落。這樣的“傳統”，偶一疏忽，轉瞬即逝。2022年去世的昆曲名家張繼青，1983年首摘中國戲劇梅花獎，是當代昆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表演藝術家。梳理歷史我們發現，對這位表演藝術家的研究評述只是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數年，在張庚、王朝聞、阿甲、馮牧等前輩的推動下，理論界綜合運用中西戲劇理論，細致分析了以“三夢”（《牡丹亭·驚夢》《牡丹亭·尋夢》《爛柯山·癡夢》）為代表的張繼青舞臺表演藝術，讓藝術本體回歸關注重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戲曲的走向。1991年中國昆劇研究會將這些評論文章匯編出版的時候，編者還在“后記”中這樣感慨： “新中國成立后培養成長的戲曲演員中，像張繼青的演出這樣吸引全國這么多著名戲劇家和文藝界老前輩，嚴肅、認真地寫出高質量的評論文章（不是應時文章），實屬罕見。”直到今天我們再來重讀這批文獻，仍有空谷足音之感。但可惜的是，高潮也是絕響。40年來，我們雖然為張繼青留下了各類影像資料，但是缺少具有學術品格的完整口述歷史；雖然有各種對張繼青藝術人生的記述，但是缺少一部全面深刻的傳記；雖然也有零星文章問世，但是缺少對張繼青表演藝術的理論總結和學術提煉。我們本來可以因張繼青而豐富昆曲理論、續寫昆曲史傳，現在斯人已逝，留下的只有空白與遺憾。繼承傳統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我們要發自內心地珍視傳統，湮沒者發掘之，式微者扶助之，讓傳統泉源汩汩注入當代創作者的心田。

對待傳統我們還要有歷史的耐心，尤其是那些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傳統藝術，自有傳統藝術的生長方式和傳承規律。中華戲曲藝術已有千余年歷史，其傳承規律亦如顧頡剛先生所揭示的中華古史形成規律一樣是“層累地造成”。在非遺保護傳承的語境中，傳統戲曲都兼具了“文化遺產”和“藝術生產”雙重屬性。因此，在今天的戲曲創作生產中，相對于大量創編新劇目，對傳統劇目、保留劇目的打磨提升、常演常新具有更加基礎的意義。常演常新不僅能激活戲曲藝術的“雙重屬性”，而且也為傳統藝術融入文化現代化找到一條路徑。常演常新不是將傳統劇目原式原樣搬演舞臺，原封不動的傳統劇目不應該成為今天劇場演出的主要形態。常演常新的著力點仍在于“新”，需要賦予傳統劇目新的意蘊、新的形式和新的氣象。編劇羅周為江蘇昆劇院改編的《蝴蝶夢》即是常演常新的成功案例。新編《蝴蝶夢》突圍了“莊周試妻”的傳統主題，分別賦予莊周、田氏“試與被試”的雙重使命，“試”與“被試”的意圖與行動不僅在人物間不斷反轉，也在人物內心瞬間切換。“試與被試”的疊加與回環，建構了“二重荒誕”的戲劇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試與被試”改造了傳統男性視角對故事的塑造，成為從當代價值觀念出發對愛情倫理的深長叩問。羅周改編的意義，就不僅是對一部經典劇目的重新闡釋，更體現了對傳統藝術傳承規律的真誠守望。

在文藝工作中，傳統還以另一種方式存在。作為社會主義文藝，黨領導文藝工作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構成了另一種文化傳統。江蘇省國畫院成立于1960年3月，就在當年9月，傅抱石、錢松嵒、亞明、宋文治等一批著名畫家就從古都金陵出發，開始了二萬三千里寫生的壯舉，在3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激情飽滿、嘔心瀝血地創作了一批既有鮮明時代精神，又有純凈民族特色的中國畫作品。1961年5月進京舉辦“山河新貌”畫展，引發了首都美術界的熱烈反響，“新金陵畫派”由此肇始。對于身臨其境的一代藝術家來說，二萬三千里壯游帶來的思想震動、靈感激發、藝術突破是渾然一體的，正如錢松嵒先生回憶的：“美景在前，不但是眼看手追，還須有動于衷、見景生情，還要有詩人的設想，拓寬或另拓一個詩的天地……所以我認為不但是深入生活，還要打開生活，跳出圈子，海闊天空地把現象上有限的生活，化作精神意態的無窮生活。”（錢松嵒《硯邊點滴》）這次采風，在畫家藝術生命史和中國美術發展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可謂一次采風催生了一個畫派。當年文藝領導者因勢利導、創造條件，尊重藝術家的主體地位，用火熱的生活實感去激發藝術家的內在激情，引導文藝工作者從有限的生活走向廣大的世界，由情感的變革帶來藝術的變法。這一傳統對今天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無疑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只有將繼承傳統放進心里，傳統才是活著的傳統；只有將繼承傳統落到實處，我們才能夠賡續傳統。新征程上的中國文藝“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只有將繼承傳統放進心里、落到實處，才能鑄就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高峰。

（作者系江蘇省文聯辦公室副主任兼網絡文藝傳播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