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類生活的空間，都會承載歷史和記憶，充滿經驗和意義。有心人造訪一個地點，并不僅僅是看其表面，還常常會聯想起此地曾來過的人、曾發生過的事。一個地點，就是一個記憶的落腳點。

繞疏林覓覓尋尋

20世紀上半葉，上海灘上詞社林立，最為活躍的當數舂音詞社。該社以被譽為“唐宋至近代萬千詞家殿軍”的朱祖謀為召集人，匯聚況周頤、王蘊章、徐珂、龐樹柏等人。這些詞人雖然身處喧嘩的鬧市，耳濡目染著燈紅酒綠，但其社集活動地點都是充滿古典文化情韻的地方，如古渝軒、徐園（雙清別墅）、愚園以及昆山劉龍洲墓、蘇州天平山等。

古渝軒——

古渝軒，是舂音詞社的起社之地。詞，從產生到發展與宴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宋代的宴飲生活對詞的主體風格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宴樂之席一度是傳統士大夫生活娛樂、逞才炫技的一個重要場所。之后，漸漸成為文人談詩論詞的重要依托。舂音詞社在這樣一個酒樓的宴席上發起詞社，可謂順理成章、理所當然。

1915年春，舂音詞社諸成員聚于古渝軒，商討社集的內容和題目。朱祖謀提議以櫻花為題，調限《花犯》，眾人稱善。

除舂音詞社之外，這一時期的其他文學社團也多有起社于酒樓宴席之所。比如，由寓滬遺老發起的“一元會”（即“十角會”，前身為“五角會”），就在別有天飯莊興起。

古渝軒，顧其名可思其雅，是當時上海灘上一家頗有名氣的川菜館。“滬上酒肆，初僅蘇館、寧館、徽館三種，繼則京館、粵館、南京館、揚州館”，四川菜館是后起之秀。

徐珂在《可言》中介紹：“滬之蜀、閩酒樓相踵而起，固有之京、津、粵、甬、揚、鎮諸館為之減色，徽肴更無論矣。”《民俗上海》記載，川菜，源于“天府之國”巴蜀，其主要風味特色在于調味特別豐富，享有“百菜百味”之譽。其特點不僅味辣，還有“七滋”“八味”。“名店先有古渝軒、都一處、聚豐園、蜀腴飯店等川菜館，現有四川飯店和小四川兩家。”

不僅舂音詞社于古渝軒起社，當時很多文人的交往活動也經常在此進行。張元濟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古渝軒，如1918年“應酬”一則中就記載“袁伯夔、夏劍丞午刻約古渝軒便飯”“應酬午徐積余約至古渝軒便飯”“應酬午約章行嚴、張榕西、谷九峰、丁佛言、譚大武在古渝軒便飯”。

另外，《陳方恪年譜》提到，陳方恪于1916年11月“隨散原老人（陳三立）赴上海”，李瑞清、李拔可、夏敬觀、朱古微、俞明頤等在古渝軒接風。陳三立作詩《集客古渝軒沽飲食牛尾》云：老饕咄市人，流沫危樓上。一呷牛尾羹，據席談霸王。晴旭翻深杯，四壁寫醉狀。各有傷心句，欠付旗亭唱。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維新四公子”之一。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絕食五日而死”，有《散原精舍詩》等作。梁啟超稱贊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濃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

徐園——

徐園是一座私家花園，其正名為雙清別墅，是海寧世商徐棣山于清代中葉而建。目前可確定，舂音詞社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社集活動都于徐園舉行。

據《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介紹，徐園舊址本是在唐家弄（今天潼路山西北路附近）。1899年，徐氏之子徐貫云、徐凌云另覓址康腦脫路（今康定路）重建，于1909年竣工。康腦脫路是一條越界筑路，“誰也管不了”。這導致該路段的社會秩序相對混亂，卻也使得區域氣氛相對自由。

在康腦脫路上的徐園，著名的南社也每每于此集會。可惜，它在“八一三”戰火中遭到燒毀，“園址一度作為大明造紙廠、華德燈泡廠廠址”。

徐園是舂音詞社社集活動次數最多的一個地方，不僅設有昆曲傳習所，還有草堂春宴、寄樓聽雨、曲榭觀魚等12個景點，將江南古典園林的意趣包攬無遺。園中的吸水機、噴水機，又將西式建筑的風格融入其中，與傳統園林相比多了些時代印痕。

愚園——

愚園是滬上名園，在靜安寺東北方向，前身是西園，后為“寧人張氏購筑亭臺花木、參差湖山曲折，更名愚園”，其舊主題聯云“關心燕燕鶯鶯，繞疏林覓覓尋尋，渾不間暮暮朝朝、風風雨雨；觸目紅紅翠翠，度曲徑行行去去，越顯得齊齊整整、嫋嫋婷婷”，題曰“東園載酒西園醉，花下題詩月下歌”。

愚園未廢時，“其假山上有花神閣，春秋假日，游屐甚眾”，有亭、臺、林、木之勝，“和張園一味空曠大相徑庭”，且蓄著猩猩、孔雀、吐綬雞，儼然有早期海派園林之范。

劉龍洲墓——

龍洲墓是舂音詞社第九次社集活動的地點，亦是此次吟詠的主題。余天遂《沁園春》一詞的小序記載了相關狀況，并對龍洲墓進行了簡單介紹。龍洲，即劉過（公元1154年—1206年），字改之，少懷志節，讀書論兵，好言古今盛衰之變，但屢試不第，終一生布衣。

劉過與辛棄疾相交，其詞亦有辛派之風，頗為豪放慷慨。較能代表劉過詞作特色的，主要是那些感慨國事、大聲疾呼的愛國詞作。舂音諸子的昆山之行，特意拜謁龍洲墓，也是借以表達對國事的掛懷，抒發對時事的不平。

天平山——

舂音詞社的第十四次社集活動，諸君子赴蘇州天平山。天平山位于蘇州城西30里處，古稱白云山，又名賜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先祖歸葬之地。怪石、清泉、紅楓是此山之“三絕”。顧祿所記《清嘉錄》云：郡西天平山為諸山楓林最勝處。冒霜葉赤，顏色鮮明，夕陽在山，縱目一望，仿佛珊瑚灼海。

由顧祿所記可知，天平山之紅楓確為一勝景。夏敬觀社課《霜葉飛》記此行時間是“丁巳九月”，正是晚秋時節，想必紅葉已經紅遍山野，詞社諸君子正好可以目睹顧祿所謂的“珊瑚灼海”之景。

“傷心人別有懷抱”

詞社是一個群體活動。如果說成員之間的交往聚集是“人和”的條件，那么社集活動地點的選擇則有其特殊的“地利”要求。

第一，交通便利。

詞社成員眾多、眾口難調，故聚會地點一般要求交通上比較方便。若偏僻難行，能到者寥寥，則難以成興。舂音詞社活動所選擇的地點相對都是交通較便利之處。比如古渝軒，作為一個有名的川菜館，單從生意角度來考慮，其地理位置必然是有優勢的，應該是交通便利之所。

從張元濟等人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一般的設宴款待親友，皆首選古渝軒。這說明，古渝軒不僅交通便利，可能離這些文人的居所也不遠。若是路程較遠，即使交通方便，也不至于如此高頻率到此赴宴。

蘇州與上海雖是兩座城市，但相距甚近，有陸路直達。20世紀上半葉，由上海赴蘇州較其他城市更為便利。

第二，地點要雅。

近代上海詞人更愛古色古香的建筑風格、婉轉清脆的傳統唱腔、窯藏多年的烈性白酒、地域傳承的經典菜肴等一切可以引發懷古幽情的種種元素。徐園、愚園的園林意趣，可助長文人雅興。這種文雅清幽的氛圍與“香檳酒氣滿場飛，釵光鬢影晃來回”的西式舞廳差異非常大。

第三，具有開放性。

古渝軒本就是面向公眾、以營利為目的的場所，其開放性自然不必多言；劉龍洲墓、天平山等地，是當時人們喜歡的郊游之地，也具有充分的開放性；徐園和愚園，本是私家園林，若在之前自然是閑雜人等莫入，但舂音詞社的社集活動較多選擇二者恰恰得益于當時的園林開放政策。

上海的私家園林多建于明清之際，構園思路以傳統的山水寫意為主。20世紀早期，受西方人設立各種公園的啟示和示范，一大批私家園林先后開放。西人雖在上海設公園，卻因嚴重的種族歧視，“不放華人入園”，如當時外灘的“公家花園”就不對華人開放。國人一方面受此刺激、一方面得到啟發和示范，“自19世紀80年代始，上海一些著名私家園林相繼以免費或少量收費對公眾開放”。這些開放的園林向公眾收取少量的入園費，但價錢劃算，如愚園園資每客“售小洋一角，與張園同”。這不僅吸引了大批普通市民前往，更成為具有傳統文化情韻的文人團體聚會首選地。

進一步來看，避居滬上的舂音諸子所選擇的社集活動地點偏重于具有傳統風味的酒樓、園林，也暗示了他們“傷心人別有懷抱”的復雜心態。這大概是寄居海濱的遷客們所共有的心態。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