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名述亮，后改名“孔陽”，取《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我朱孔陽”語。這里“孔陽”的“孔”，有“大”的意思，“孔陽”便是“大陽”的意思，是一個“很陽光”的好名字，其喻義，正如先生所說，“人是應該更上升一點，更光明一點”。

正值我國著名美學家蔣孔陽先生百年誕辰之期，復旦將在十月召開紀念會，以弘揚孔陽先生的美學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想來一定會有諸多精彩發(fā)言和重要的紀念文章發(fā)表，又不免令人想起1989年那時候，先生曾應《收獲》雜志的邀約，寫有《且說說我自己》一文在前，筆者的這一篇小文，也來說說我心目中的孔陽先生吧，只是很怕自己說不好。

美學探真

孔陽先生1923年生人，健在的話，已經百歲高壽了。先生的家鄉(xiāng)，在四川萬縣（今屬重慶）一個環(huán)境頗為閉塞的群山之中，那山野的景色風物，自然是極好的，便養(yǎng)育了先生從小雅愛自然的心性。1941年先生18歲，本想報考西南聯大，卻因病誤了考期，只得去報考尚未結束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學經濟系，然而先生不喜歡這一專業(yè)。好不容易熬過大學畢業(yè)，倒是覓得了在銀行工作的一只“金飯碗”，這在俗世的眼光里，做銀行職員好啊，求之不得的。

可是，一個人的天性及其強烈興趣，可以說是“命里注定”，豈是可以強拗的？天天與錢幣、數字打交道，好比《易經》里說的，遭遇了“無妄之災”。這讓青年孔陽苦不堪言，先生曾經將這一短暫經歷，嘲為“坐以待‘幣’”。

先生最喜好的，是文字而并非數字。早在1942年19歲那年，已有處女作《力的呼喚——讀〈彌蓋朗基羅傳〉》的發(fā)表，這與銅錢銀子啥的沒有關系。韓愈說過，“師者，傳道、受（授）業(yè)、解惑也”，師教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凡是成才有大貢獻的，天性和對于事業(yè)、學問持久的執(zhí)著和愛好，具有最終的決定意義。這用毛澤東《實踐論》的話來說，叫做“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

筆者對于孔陽先生的美學思想，談不上研究，只是讀過他的種種著述而已。先生在美學上的理論建樹，正式起始于1957-1962年的全國“第一次美學大討論”。當時他作為青年學者，有《簡論美》和《美是一種社會現象》（1959）等論文的問世，造成過相當的學術影響。在此之前，《要善于通過日常生活來表現英雄人物》（1953）和《文學的基本知識》（1957）、《論文學藝術的特征》（1957）等著論的發(fā)表和出版，已讓他在學界嶄露頭角。從1959年開始，孔陽先生的學術研究方向，已經從一般的文藝學，大大擴展為能從哲學角度看待和研究文學藝術與一切審美現象了。

我記得，在1979年，孔陽先生發(fā)表了《建國以來我國關于美學問題的討論》一文，將“第一次美學大討論”的理論爭辯，分為“美在客觀”“美在主觀”“美在主客觀統一”與“美在社會實踐”等四派，這個劃分是符合實際的，當時受到朱光潛先生的肯定和稱贊。

這一美學大討論，是在當時所謂“批判修正主義美學”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氣氛相當嚴肅但也很有趣，并非意氣之爭。比方說，主張“美在客觀”的蔡儀先生堅持認為，在地球人類誕生之前，“發(fā)光的金子本身就是美的”，“與人無關”。反對者就說，“美”是一種人的價值判斷，那種沒有作為主體的人的所謂“美”，是“不存在”的。蔡先生同時主張“美是典型”，批評者詰問：“比方這里有一條臭水溝，是所有臭水溝中最典型的，難道也是美的嗎？”四派中受到“攻抨”最“烈”的，大約要數朱光潛先生的“美在主客觀統一”和另兩位的“美在主觀”說。朱先生曾以蘇東坡《琴詩》中的四句加以“回敬”：“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這一討論，確實頗具智慧和理論建樹，其論題，集中在美的本質、美感和自然美等問題，無疑是中國美學思想和理論的一次重要的學術爭辯和普及，許多后起的美學學者，都是從那次討論中，逐漸走上美學研究之路的。

全國“第一次美學大討論”，又是在當時蘇聯“美學討論”的影響下進行的。“改革開放”初年，我有幸參與復旦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史》一書的撰寫。由于我所負責的，是從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五十年代中期蘇聯“解凍”時期的文藝理論史這一段，便接觸到了當時蘇聯美學與文論界的一些材料，才知道那時候的蘇聯美學界，以馬克思《巴黎手稿》的發(fā)表為主要觸因，發(fā)生過在時間上稍微先于中國的一場“美學討論”。也才知道，原來中國的這一“美學大討論”，一定程度上實際是“‘蘇式美學’在中國”。蘇聯有以波斯彼洛夫、德米特里耶娃等為代表的“自然”派，以布羅夫、卡岡等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派，以萬斯洛夫、鮑列夫等代表的“社會”派，等等，這些與中國當時的“客觀”派、“主客觀統一”派和“社會實踐”派等，在美學見解上是大致相應的。不同的是，當時中國的“美學大討論”，有一個強烈而鮮明的“批判修正主義”的主題。為此，主張“美在主客觀統一”和“美在主觀”說的朱光潛先生等，曾經受到過程度嚴重的“批判”，而主張“美在客觀”和“美在社會實踐”的學者，因為基于“唯物主義”尤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說，其理論要“雄辯”多了。

孔陽先生是一位智者。他對這一段美學理論爭辯的歷史因緣，不可能不心知肚明。這里，所以要略微思憶一下中、蘇“美學大討論”的一些情況，是因為孔陽先生“創(chuàng)造論美學”的創(chuàng)構，正是接受、消化與批判“第一次美學大討論”而再創(chuàng)的思想成果。先生無疑是善于博采眾長、自裁新學的學者。

孔陽先生的美學，自當以馬克思《巴黎手稿》關于“社會實踐”與“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說為其美學理論基礎的，但是他并未將自己歸于“社會實踐”等的任何一派。1979年，先生所發(fā)表的《美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和任務》一文，已經提出和論證了他的“美在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說，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強調指出，這一“審美關系”，是“以藝術審美為主”的。這一新的美學理論命題，不再糾纏于美在“客觀”“主觀”“主客觀統一”還是“社會實踐”等的單打一的見解和爭辨，實際是在將“美學大討論”四派之見加以綜合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思想成果。我們可以看到，無論美的本質、美感還是自然美等，都可以歸結在“美是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這一命題之下。

孔陽先生的“創(chuàng)造論美學”，有一個“美在創(chuàng)造中”“美是恒新恒異的創(chuàng)造”與“美是多層累的突創(chuàng)”三者相系的結構體系，理論上可謂獨樹一幟。童慶炳先生曾經這樣評價，蔣孔陽“以創(chuàng)造論為中心的美學思想，像一根紅線鮮明地貫穿在他的美的規(guī)律論、美感論、審美范疇論等全部體系中”，所言是。

“美在創(chuàng)造”說，揭示了美的何以生成。這一生成，是一個不離于空間存在而無盡的時間歷程。美是時間，美的創(chuàng)造是一個無盡的歷史過程，因此美的創(chuàng)造總是未完成的，美在時間的大化流行中的空間存在性態(tài)，又是“恒新恒異”的。“美在創(chuàng)造”說，將自然美、社會美及其藝術美，還有道德人格美和科學美，等等，都歸結在這一美學定義之下，認為凡是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符合人類現實和歷史發(fā)展本質規(guī)律的，都可以是“美”的。

至于“美是多層累的突創(chuàng)”這一命題，孔陽先生曾以星空之美為例加以闡析，不妨在此多引錄幾句：“群星璀璨的星空自然是美的，但這種美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來的？當然，首先要有客觀因素的存在，有星球群、有太陽光以及黑夜的環(huán)境；其次還要有文化歷史所積累下的各種關于星空的神話和傳說，這些星空的美才富于更多意蘊；最關鍵的是還要有觀賞星空的人，他們各自所具有的心理素質、個性特征和文化修養(yǎng)，會使他們在觀賞同一片星空時，品味出不同的韻味和美。”是的，美是人間所生成的一棵“靈芝仙草”，只有當天文、地理和人為等無數條件全部具備時，才能臻成，這便是美的生成的“多層累”。至于為什么說美又是一種“突創(chuàng)”，那是因為，任何審美是突然閃現的，屬于人的精神自由的直覺、移情。

宅心仁厚

孔陽先生是美學大家，也是一位時時獎掖后學、宅心仁厚的師長。

1991年，拙著《〈周易〉的美學智慧》付梓前，湖南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姓蕭，在電話里，要我請蔣孔陽先生寫一個序，說是可為“大作增色”，云云。我深感為難，說“孔陽先生倒是很熟悉的，但是先生那么忙，我真的不敢啊”。蕭于是說，“那我先幫你給先生打一個電話吧”。第二天，我怯生生地將一大疊校樣送到先生府上。

豈料先生一口應允，親切又溫和地問我：“你什么時候要？”我趕緊說：“不急不急！”看我局促不安的樣子，先生安慰我，說“不要緊的，我會抓緊的”。先生的這一態(tài)度，讓我深受感動。這好像不是學生去麻煩老師，倒是他這個“學生”，會按時完成這一份額外的“作業(yè)”似的。

不到一個星期后的周五下午，“政治學習”結束后，蔣先生將手寫在稿紙上的一篇序文給了我，還說了一句“請多批評”的話。回家我一字一句拜讀先生的這篇大序，感到心臟怦怦亂跳，手心微微出汗。先生說我的這本小書“資料翔實，論證深刻”，“把美學和易學聯系起來，從文化人類學角度探究《周易》的美學智慧”，等等，讓我汗顏。我相信，以孔陽先生慧眼，不可能不發(fā)現這本小書的某些缺失，但是先生總是嚴于律己而待人寬。我把先生的稱贊，真誠地看作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我知道，先生一生中，為學生、同事甚而許多素不相識的作者，撰寫過100多篇序文，請想想，這要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先生總是有求必應，獎掖后學，宅心仁厚。

我1964年秋考入復旦中文系讀一年級時，很幸運的是，我們中一（乙）班的寫作課老師，便是敬愛的孔陽先生。當時先生41歲，看上去年輕十歲，戴一副棕色鏡框的眼鏡，一身灰白中山裝，顯得素樸、從容而儒雅。

先生要我們每位同學寫一篇作文，題材、體裁和主題不論。我交上去的，是一篇所謂的“小小說”《壩》。這篇東西，無論人物形象、故事情節(jié)和矛盾沖突的構思與書寫，都是十分幼稚的。不料第二周上寫作課前，先生已經親自打印了這一篇習作，上課時，發(fā)給每位學生一份，組織大家分組討論這一習作的優(yōu)長和缺失究竟在哪里，最后由先生總結。我這一學習寫作的起步，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先生是一位善于播種美的種子的真正的園丁，哪怕土地貧瘠、不宜開墾，也會滿腔熱忱、不辭辛勞地加以耕耘、澆灌和呵護。

過了幾周，先生在課間休息時，招呼我跟他一起，到當時新華書店開設在復旦老教學樓底層的一個小小門市部，買了上下兩冊的《西方文論選》送給我，那是由外文系伍蠡甫先生和孔陽先生主編的，是1962年的初版本。我區(qū)區(qū)一介愚鈍學子，啥都不懂，竟然蒙受先生如此的大恩大惠，真的是令我終身難忘。

理智的謙遜

孔陽先生有三句格言，都是他一生認真實踐了的。除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為學不爭一人勝，著述但求百家鳴”兩句外，最值得深思的，為“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我最初聽到這句話，還是在近60年前先生為我們開講的寫作課上，深感震撼，當時難以領會其思想的真諦。

先生曾經在《且說說我自己》一文中說過，“我是一個書生，百無一用。我唯一的用處是讀書。讀書的目的，是要增長知識，明辨是非，活躍思想，探索真理”。又說，須知“真理不是一個人獨占或包辦得了的。我們應當像庭前的陽光和綠草一樣多作貢獻，把生命和美奉獻給人間”。這一關于真理的思想，其實早在1942年先生所寫《力的呼喚——讀〈彌蓋朗基羅傳〉》一文中已經有了。先生說：“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到了‘頂點’，靈珠在握，天下都得聽我的了。浮士德與魔鬼訂約，要永遠不滿足，一旦滿足了，他的靈魂就得歸魔鬼所有。”說的真是太警辟了!這就等于說，凡是聲稱自己永遠“真理在握”的人，其實是“魔鬼”附身、“靈魂”出竅。真理是客觀自存的權威，人只能在社會實踐中發(fā)現它、敬畏它、把握它，而不能自封“我即真理”，甚至嘲笑、奴役、“創(chuàng)造”它，否則便是對真理的褻瀆。真理的崇高，是拒絕冒犯的。這一思想，確實很“美學”。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孔陽先生的為人，總是如此虛懷若谷、平易近人。原來在先生的人格中，始終有一種“理智的謙遜”。

一個人的謙遜，在長輩面前可以做到，在晚輩、在所有人甚而在動物、草木面前，也能持有謙遜、謙卑的態(tài)度，就很難了，而孔陽先生能夠自覺地做到。

這就不難理解，當弟子在大為肯定先生的《德國古典美學》而同時提出些商榷性意見時，先生為什么能夠立刻感佩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學習”了。先生的如此雅量，絕不是每一位導師能夠具備的。《周易》有謙卦，它的六個爻都是吉爻，這在六十四卦中，是獨一無二的，先生確是一位“謙謙君子”。《易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謙德，天地之性德也，先生“理智的謙遜”，是循天地而為的一個榜樣。

先生原名述亮，后改名“孔陽”，取《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我朱孔陽”語。這里“孔陽”的“孔”，有“大”的意思，“孔陽”便是“大陽”的意思，是一個“很陽光”的好名字，其喻義，正如先生所說，“人是應該更上升一點，更光明一點”。“大陽”，寄托著先生一生的人格理想，它不張揚、不外露，而是內斂、深蘊而謙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