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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余歡水、夏始之到余經緯，作家余耕用云淡風輕的筆調戳破現實中看似堅固的心壘，直擊每個人內心的真實。近日，余耕最新長篇小說《最后的地平線》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最后的地平線》講述范華陽和宋博衍是警校學生，大四到警局實習時，兩人接觸到一起惡性殺人拋尸案，兩人給幕后主使聶懷盛設局，卻不知聶懷盛知曉一切，局中局讓兩人失去所有，但是兩人并沒有被打倒，開始了反擊。

余耕早年從事籃球訓練，有過從警經歷，還做過體育記者、銀行職員，在37歲時開始寫作，先后創作小說《古鼎》《如果沒有明天》《我是夏始之》《我是余未來》等，其中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我是余歡水》更是成為當年的“現象之作”引發熱議。《最后的地平線》是余耕創作的第一部刑偵題材小說，近日在接受采訪時，余耕說：“從警時積攢下的素材要么過時，要么被人寫過，創作‘與眾不同’的刑偵小說談何容易？好在我的創作思路回歸到了人，創造一個與眾不同的警察，不就是一部與眾不同的刑偵小說嗎？”

寫刑偵題材的小說有一種“近鄉情更怯”的顧慮

問：請您講一下《最后的地平線》的創作初衷，是什么給了您觸動，有了寫作這個故事的想法？

余耕：都說寫作要從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入手，但是對于有過從警經歷的我來說，我一直拖了二十多年才有勇氣寫作我的第一部刑偵小說。

離開警察這個領域，我起初沒有寫作，而是做了體育記者。十年之后，等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因為法律條文的調整，包括辦案程序和偵破技術的提高，讓我再度耽擱下來。對于刑偵題材的小說，我似乎有一種“近鄉情更怯”的顧慮，因為這曾經是我向往并敬畏的職業，但凡要動筆就必須寫一部與眾不同的刑偵警匪小說。

有段時間，我正在云南采風創作小說《笑蒼山》，與云南森林公安干警相處的時間較長。《笑蒼山》寫的也是一個警察的故事，但是其中幾乎沒有涉及刑偵，是生活中的警察故事。在與他們的接觸中，了解了很多涉及森林以及動植物保護的故事，第一次覺得森林公安的工作竟然也會這般艱辛和不易。于是，在《笑蒼山》截稿之后，我便開始了《最后的地平線》的創作，前前后后歷時大概有三年時間。

問：最初就想到是雙男主的設置嗎？范華陽和宋博衍這兩個人物最吸引您的是什么？有人物原型或者故事原型嗎？

余耕：沒有人物原型，也沒有故事原型，我是想創造一個我心目中向往的刑警形象。開始寫作的時候只有范華陽一個人，因為刑偵工作無比繁瑣和乏味，需要極大的忍耐和恒心，所以我把范華陽塑造成為一個性格堅韌的人。我們都知道，性格會決定一個人的是非選擇和人生走向，尤其是當作者和筆下的人物建立起某種聯系時，作者便會按照故事里的人物性格去取舍，這也就是創作時候常說的“筆下的人物活了”。當“范華陽活了”的時候，我的很多故事架構就偏離這個人物。于是，我又重新返回頭去塑造了一個與范華陽并行的人物：宋博衍。

原先搭的故事架構承載不了兩個主角的分量，于是，我把故事架構也推翻了，因為我覺得兩個警察的性格和行為互補才能滿足我向往的那個刑警形象。我先把這兩個主要人物的小傳寫了出來，一直寫到宋博衍也“活了過來”。這兩個人不是傳統的警察搭檔，而是從相互間針鋒相對的較量中不斷成長，這樣的較量從警官學院一直延續到工作、延續到社會，最終延續到了這個故事的結局。我對這個設置比較滿意，兩個本應該攜手作戰的戰友以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搏殺形式來詮釋了刑警的責任、刑警的信仰以及刑警的底線。這就是范華陽和宋博衍兩個主角吸引我的地方。

《最后的地平線》幫我打開了刑偵題材的一扇窗戶

問：您有過當警察的經歷，能講述幾個令您印象深刻的那時的故事嗎？《最后的地平線》之后，還會繼續創作刑偵小說嗎？

余耕：剛才已經說了，因為我們是企業公安，執法范圍和執法權限與地方公安不同，主要是處理淄博礦區下轄的十余萬職工家屬發生的各種刑事案件。我剛剛入警時的師父姓劉，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中年人，雖然其貌不揚卻是搞預審的專家。有一年冬天在淄川西河煤礦發生一起保險柜盜竊案，我們師徒倆在那里蹲點破案搞了一個月。那個時候經濟條件很差，吃住都很簡陋。有一天晚上要帶犯罪嫌疑人去案發現場，結果我感冒發燒了，只有保衛科一名干事陪同師父前往。那個保衛科干事也是身材矮小型的，而犯罪嫌疑人卻長得高大壯實，我躺在招待所里擔心不已。因為服用了感冒藥，我在擔心中迷迷糊糊睡著了，還做了一個噩夢，夢見那個犯罪嫌疑人把我師父打死了……我當時哭著醒來，臉上居然還掛著淚水。醒來后，我便躺不住了，冒著漫天大雪去了案發現場。結果，犯罪嫌疑人的確在路上跑掉了，而且還是戴著手銬逃逸的。那個盜竊案好像就此擱置了，而我卻因為肺炎住院半個月。后來，我師父調去看守所工作。我這個吊兒郎當的徒弟也不怎么招師父待見，也就失去了聯系。那個冬天辦案的場景時常浮現腦海里，我對那場大雪印象尤其深刻，我們三個人冒著大雪追上山，最后也沒能抓到犯罪嫌疑人。所以，當我寫作《最后的地平線》時，我首先想到男人之間的沖突和友誼。

問：創作這篇長篇小說和之前的中篇，對您來說有什么不同嗎？寫了多久，修改的次數多嗎？您覺得這本小說創作的難點和挑戰是什么？

余耕：中篇小說相對于短篇和長篇來說更容易駕馭。長篇小說關鍵要“盤活”故事里的人物，寫作長篇小說之前，主角人物會在我的腦海里“塑造”很久，直到我對他非常熟悉之后才會動筆。如果能夠做到“盤活人物”這一步，剩下的就是個體力活兒，有足夠的氣力支撐把這個故事一氣呵成。

我所有的小說不管中篇和長篇，故事架構從來沒有超過一頁A4紙，因為筆下那個已經熟悉的人物會帶著作者往前走。《最后的地平線》在長達三年的創作過程中，修改的次數不多，因為每一次人物或案情走不下去的時候，我都是顛覆性推翻，然后從頭再來。成書雖然不到十二萬字，但是我至少寫了三十萬字，甚至四十萬字。以我的閱讀經驗，加上現在海量的視頻信息干擾，我覺得一部小說最后不要超過十五萬字。

在《最后的地平線》創作過程中，難度最大的是我離開警察這個領域太久了。我原先從警的淄博礦務局公安處刑警隊也屬于企業公安，當時的職權范圍和發案類型都有很大局限性，再加上這么多年來法律條文和辦案手法的調整和改進，我要不斷地跟現在從業的警察進行溝通和核實。原先的淄博礦務局公安處后來改制成淄博柳泉公安分局，我昔日的兩位戰友和籃球隊隊友張少東和李子泉已經是柳泉分局的副局長，在寫作過程中我會不分白天黑夜地“騷擾”他們，使得這部小說在專業方面幾乎不會有什么太大的BUG。

問：寫完這本《最后的地平線》，您有哪些收獲呢？還會繼續創作刑偵小說嗎？

余耕：《最后的地平線》幫我打開了刑偵題材的一扇窗戶，現在已經有數家影視公司在對其進行影視劇轉化評估，這也讓我有了更多自信能夠寫作出與眾不同的刑偵題材。現在，我手頭上拿到很多案例，都是以前的警察同事和警察朋友提供給我的，其中一個高智商連環盜竊案件讓我很有興趣。還是我以往的創作習慣，等到男主在我的腦海里被“盤活”之后，我肯定還會繼續寫作刑偵題材,爭取再寫一部好看的警察故事。

我把自己的單眼皮哭成雙眼皮

這是我37歲那年唯一的收獲

問：作為一名“跳躍型”“反轉型”極強的作家，您是怎么快速進入寫作狀態的？您37歲才開始創作小說，在您37歲的時候經歷了什么？

余耕：我每天只寫兩千字左右，字數多了便無法保證文字的質量。這兩千字結束的時候，必須找到一個特順暢的“接口”，然后寫幾個下一段落要寫的關鍵詞，讓我第二天有所期待往下寫。第二天寫作之前，我會把前一天寫的兩千字通讀一遍，一是為了修改不當之處，二是為了銜接上今天的氣口，加上昨天提示的關鍵詞，我會很快很愉悅地進入今天的寫作。

我寫作的時間的確很晚，很多優秀作家在37歲的時候已經成名步入文學殿堂，而我還是沒有跨過門檻的新人，甚至不知道中篇小說該寫多少字。我沒有看到任何神諭，也沒有聽見任何召喚，我似乎是突發奇想覺得自己應該寫作，就在沒有一個字的大綱下開始了創作。

37歲那年是我人生的至暗時刻，甚至比“余歡水”還要糟糕，人生所有倒霉的事情都伴隨著“我要成為一個作家”的夢想降臨。那一年，我忍受著諸多質疑、白眼和不屑，每天寫作到凌晨兩三點鐘，其中的苦悶只有自己知道。獨自寫作到深夜的人無比脆弱，我甚至流干了這輩子所有眼淚，我把自己的單眼皮哭成雙眼皮，這是我37歲那年唯一的收獲。

僥幸的是在三年后我的處女作得以出版，但是這絲毫沒有改變我迷惘、低落的狀態，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究竟是否適合寫作。懷疑歸懷疑，我的寫作居然一直持續下來，甚至摸索、積累起一些寫作的經驗……想起那些不堪的歲月，我十分慶幸自己沒有中途放棄。

問：您從事過很多職業，對您來說，寫作是否是讓您最滿意的一個職業？

余耕：在我從事過的所有職業里面，目前來說寫作是讓我最能充分感受到自由的職業。寫作的時候我能感受到創作的快樂，一個恰如其分的詞組、一個出乎意料的句子、一個自然形成的橋段、一個意想不到的反轉，都能讓我感受到創作帶來的愜意。這樣的快樂只有當籃球運動員的時候才有，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到賽場上的歡呼，那種腎上腺素持續的、快速的分泌是金錢買不到的，只有通過日積月累的枯燥訓練才能轉化成賽場上的得分和贏得比賽。

從這一點上來看，籃球和寫作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寫作必須一個人忍受長久的孤獨和寂寞，換取出版后短暫的成就感和愉悅。所以，我現在生活中，寫作和打球依舊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以后，除非是寫作不能再給予我想要的自由和激情，如果真的有那樣的狀況出現，我想我可能會嘗試去做一個電影導演，親自導演一部自己的小說。

如果有靈感

我肯定會繼續為女兒創作故事

問：《我是夏始之》中，夏始之窩囊又憋屈地活著，遭遇父母拋棄、老公出軌、閨蜜背叛、老同學占便宜……為什么您要把她設置得這么悲慘？《以愛之名》描寫的愛情婚姻也有點暗黑，對于愛情和婚姻，您是悲觀的嗎？

余耕：“夏始之”從小就存在我的記憶里，我小時候有段時間生病需要天天打針，父親就把我接到他的學校里，讓校醫天天給我打針。為了不耽誤功課，父親讓圖書管理員楊阿姨天天給我補課。

楊阿姨是個非常溫和的人，從來不會發脾氣批評我，她留著很長的劉海用來遮掩額頭上一塊暗紅色胎記。后來，我聽別的老師說楊阿姨是個棄嬰，養父母在車站撿到她。養父母沒有孩子，他們把楊阿姨撫養長大，還供她讀了師范學院，就在楊阿姨師范學院畢業那年冬天，養父母因為煤氣中毒雙雙去世……聽到這些關于楊阿姨的傳聞之后，我心疼不已，因為我無法想象一個從小沒有父母親的人是如何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從那之后，我時常會想起孑然一身的楊阿姨，后來聽父親說楊阿姨的婚姻不如意，離婚后一直獨自生活，連個孩子都沒有。《我是夏始之》是向我記憶中的楊阿姨致敬的，我試圖走進楊阿姨的內心世界去感受她的苦難。

《以愛之名》有些個人主義色彩，關于這個小說背后的成因我會用另一部小說來解釋，目前這個小說還在寫作中。另外，《以愛之名》的劇集正在改編中，年底應該可以開機。

問：您曾說過，“我要把此生不敢做的事兒在我的小說里統統干一遍！包括愛情。”請問您已經在小說里完成了哪些您沒敢做的事情？

余耕：這其實是一種比喻手法，即寫作讓我感受到的自由，我能夠在某種局限里最大程度的縱橫捭闔。讀者如果留心的話，可以發現我所有小說從風格到題材幾乎沒有重樣的，我不想停留在舒適區，風格化自己的寫作，因為寫作的過程也是學習和成長的過程。如果什么是我在小說里沒敢做的事情，那就是帝王將相了。為了彌補這個空白，我已經在著手創作了，小說的名字叫《沛縣往事》，寫的就是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故事。

問：您曾經為女兒寫了《魔伽吒》，還會為她創作別的故事嗎？

余耕：如果有靈感，我肯定會繼續為我女兒創作她喜歡的故事，而且要配得上我女兒喜歡故事的天賦。女兒喜歡編故事，她有七個色彩各異的發卡，她會根據發卡的內容編出七個不同的故事來。幼兒園組織小朋友們講一個自己讀過的故事，女兒報名講了一個自己編的故事。這讓我很是驚喜，因為我在六歲的時候肯定沒有這樣的勇氣。

人工智能在創意方面不可能具備思考和潛意識 我不擔心自己會失業

問：您曾經說寫作是您的救贖，可否具體講講？寫完這本《最后的地平線》，您又有哪些收獲呢？

余耕：寫作最初的時候，也是我生活跌落谷底的時候，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經抑郁了。那個過程很漫長，沒有人理解也沒有人陪伴。我隱約知道自己出了狀況，我想自救，于是我開始整天四處打球，想通過運動改善自己的狀態。可是精神狀況已經影響到了身體，我甚至誤以為自己得了心臟病，不得不放下籃球。然后開始酗酒，每天晚上至少喝掉一瓶紅酒，有時候喝兩瓶，一直把自己喝成一家酒莊的VIP會員。折騰來折騰去，最后我還是依靠寫作走出我人生的至暗時刻，所以我說寫作是我的救贖。

問：寫作對您而言意義重大，那么您希望您的作品給予讀者什么影響、力量或幫助呢？有沒有讀者和您說，您的哪部作品曾經救贖了他？

余耕：《我是余歡水》《金枝玉葉》《做局人》都有過類似反饋，讀者會從中感受到一些積極向上的能量，也會做一些如何活下去的思考。曾經有一個江蘇的讀者在留言里總結過：像金枝一樣倔強地活著，像余歡水一樣放飛自我，像余經緯一樣洞穿世間所有欺騙。尤其是《金枝玉葉》受到很多女性讀者的喜歡，有一位女教師因為工作壓力過大，她說是《金枝玉葉》陪伴她走出自殺的陰霾，而且她表示會像金枝一樣勇敢地活下去。我的很多作品表面上充斥著悲劇色彩，但是我總會讓讀者看見希望，只要他們用心去感受。

問：您心中好小說的標準是什么？好作家要具備什么素質？

余耕：好小說一定會帶給讀者多元啟發和思考，促使讀者去找尋答案并嘗試解決問題，關于前瞻性和預見性方面我倒不是很在意，因為作家不是巫師。不管以何種方式和角度講述故事，好作家的底色一定是真誠的、悲憫的。

問：您下一部作品準備創作什么題材的？目前到什么階段了？

余耕：我的下一部作品是一個全新的題材，講述的是民國時代一幫踢足球的男人，這部小說的絕大部分故事背景和人物都是真實的，是一部讓人能感受到熱血澎湃的小說。小說已經完稿了，剛才收到編輯老師的信息，小說已經過了出版社選題會，應該很快與讀者見面了。

問：很多人擔心未來的人工智能會取代作家，您對此悲觀嗎？

余耕：拿文學作品來說，就算人工智能能夠消化人類所有的文學作品，那還是人類已經寫過的作品，而非人工智能的創新。我相信人工智能在算法上會超越人類，但是在創意方面是不可能具備思考和潛意識的，所以我不擔心自己會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