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近睡眠不好，故人頻頻入夢，經常夜半醒來。凌晨四點多，恍惚中是和一位老者在風雪中告別，老者轉過身去，蹣跚而行，背影模糊，待要返身追問，卻從夢里滑落。醒來后呆在床頭，那背影莫非是嚴先生？此種莫名的心緒尚未從夢境中掙脫。打開手機，才發現今天是教師節。嚴先生的微信名“唐老四”，還可顯示，只是，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去了另外一個世界。

九月一日，在北大召開了紀念先生的文集發布會，會議隆重、熱烈而莊嚴。在下午的發言中，我說：諸多師友堂中坐，不見先生眼前來。世界充滿了悖論，而我們在悖論中展開人生。我們因先生而聚會，卻獨不見先生的到來。

受《十月》雜志社委托，那幾日原本計劃負責接待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來京事宜。平野是個有思想的作家，曾提出“分人”這一概念，他認為：人是不存在真正的個人，而是在與不同的人交流過程中，在這樣的人際關系中的不同的“分人”，所有的“分人”都是真正的自我。在邏輯上，這一概念缺乏嚴謹。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也認同這種差異性的思維方式，沿著平野的思維方向，進而我們也可認為，一個人的完成，也并非一次性達成的，而是在與不同的事物和人交流過程中漸次生成的一個“分人”的綜合體，每個“分人”都是我們自身內在一部分。

也就是說，與他者交流的過程中，他者將會以內在于自我的方式進入、并成為真正自我（以“分人”為途徑）的一部分。當然，這一過程，是相互的，正如人與人、人與物真正的交流是相互生成與共享的一種生命/存在的場域和過程。以此為論，我們懷念嚴先生，實則是我們對自己美好一面的愛和珍惜。而這美好的一面，恰恰是與嚴先生的交往中生成、發現而留存的。與先生交流中體味到的可貴品質、領受到的美好回憶，既是先生的也是我們自己的。換言之，離開軀殼的嚴先生，以內在于我們的形式繼續活著。所以，大家提到與先生交往的點滴，場景歷歷在目，生動而活潑，令人感懷唏噓。大家的言語喚醒了存在于我們內心的“先生”，先生又復活了——以“我們”的方式。

提及嚴先生，大家談論很多的是先生的風趣和健談，如漆永祥老師在緬懷文章《嚴紹璗先生逸聞十則》中的所述，奕奕神采，令人向往。先生的風趣與健談，自然以異乎常人的智力和記憶力為基礎，只是，非常的智力和記憶力，卻也成為晚年內心的某種負擔。而且，這種內心的負擔，又和先生內心堅守的“律令”相關。

在未刊的自傳（《嚴紹璗北大風雨五十年紀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檔案》）之開篇，嚴先生就引述了《百年孤獨》中的一句話作為引言：“活著是為了講述生活，生活并非一個人的經歷，而是他的記憶。”然而，溫潤如玉、暖如春風的嚴先生的記憶，并沒有違背可貴的良知，也沒有喪失直面真實的勇氣。他曾經說過，北京大學，當然是中國學術的殿堂，也是人性的試煉場。

先生是睿智而曠達的，他以理性直面現實的陰暗處，但并不悲觀，因為他的批判性思維是與對祖國之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曾說，漠視現實是對自己的逃避，忘記真正的歷史是對自己的背叛。對于他而言，忠實于自己和忠實于歷史及現實是渾然一體的。

先生逝世后，作為受其恩澤的弟子，我感到悲傷而內疚，很懊悔沒能多給先生打電話、多去看看他、陪他說話。另一方面，先生在我內心也仰之彌高，特別是當我備課教學、寫作之際，先生的學養之深、眼界之高，是超越時代的。嚴安生、楊乃喬等諸位先輩在九月一日會議上的發言，讓我們對嚴先生在新時期開創“日本的中國學和中國的日本學”之事業有了更為深刻而清晰的認知。前一段時間，《中國文化在日本（上卷）》一書審校完畢，最大的感受是，在嚴先生為代表的先輩面前，我的學術才剛剛起步。羞愧之余，也申請將署名之“著”改為了“編著”。

秋雨寒燈，陽臺上的茉莉殘枝清發，幽香如夢，我自半杯酒，舉杯對黎明，緬懷先生。

先生走了，先生還活著。我自然不能找到之前的先生聊天、說話，但至少在我以及諸多師友的內心，與先生的對話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