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田鐘洛，筆名袁鷹。報社的同志都習慣稱呼他“老田”。9月1日晚，從“王府井老報人”微信群里獲悉，老田去世了，終年99歲。老田雖然高壽，但我獲悉此消息，心里仍然十分哀傷，凄然良久。直到凌晨，仍無睡意。找出我珍藏了近30年的兩封信、老田甲午年（2014年）送我的兩本書《昨夜星辰昨夜風》和《袁鷹自述》，翻閱許久。斯人已逝，風范依存。

我生也晚。第一次見到老田是1976年，我進入人民日報社的第二年。當時，人民日報社還在王府井大街。報社常在5樓大會議室召開大會。有一天我去開會，一位熟識的同志指著前排兩個低頭談話的人告訴我，那就是田鐘洛，也就是作家袁鷹，邊上和他講話的就是毛主席贊揚過的“小人物”李希凡。我大吃一驚，想不到小學課本里的作家袁鷹就在我們身邊。

1982年夏天，我到人民日報上海記者站工作。當時，記者站還沒有正式掛牌，在漢口路309號三樓（過去的申報館）辦公。大樓屬于解放日報社，因此，樓里還有解放日報社的很多部門。有一天，首席記者章世鴻陪同一位同志進來對我們說：“這位是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田鐘洛同志。新中國成立前他是上海地下黨，在《申報》工作過。他臨時來上海，晚上就住在我們記者站辦公室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作家竟然這么隨意、質樸。老田告訴我們：“1949年5月25日，我和上海地下黨的同志就是在《申報》編輯了解放軍進上海的第一份報紙，迎來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2004年，老田在他寫的《漢口路見證》中回憶說：“上海漢口路舊時俗稱‘三馬路’，列在‘大馬路’南京路、‘二馬路’九江路之后，‘四馬路’福州路之前，都屬租界時代的繁華地區。在上海上千條馬路中，并不算長，更不算寬，甚至無法通行公交車輛。但是在我心頭，它有很重的分量。漢口路309號那座古老的建筑，刻下了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大半生的生命軌跡。往大里說，它不僅見證了老《申報》自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至1949年的七十七年和《解放日報》自1949年至今五十五年的歷史，更見證了《解放日報》所反映的上海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巨變。”

老田回憶說：“1949年5月25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攻占上海市區，狼狽潰逃的國民黨軍隊殘部還盤踞在蘇州河北一些高層建筑里頑抗，機槍聲時疏時密，零落不斷。我接到地下黨組織領導人夏其言同志電召，從曹家渡華模中學匆匆趕到漢口路309號報到。地下黨文委姚溱、陳虞孫、馮賓符等同志已于當日上午進入《申報》館，正在編《上海人民》報，調集有關人員，準備參加即將公開出版的黨報。第二天下午，就在原《申報》老板的辦公室，身著軍服的惲逸群同志帶領隨軍進入上海的一部分同志來同地下文委的同志會面。他們有的原是熟識的，勝利重逢更加歡快。只見惲逸群同志一面從皮包里拿出一只木托鋅板報頭，一面說，‘中央決定將兩個黨報的名字，《解放日報》給上海，《新華日報》給南京。兩個報頭都是毛主席親筆題的。《解放日報》這個報頭是范長江同志從北京帶來的。’有人問，‘中央的黨報以后叫什么呢？’惲答，‘中央黨報由現在華北的《人民日報》擔當。’我坐在房門邊聽他們交談，心里充滿了興奮和喜悅。從那天起就開始了一名黨報工作者漫長的報業生涯，每天從早到晚在漢口路309號三樓上班，直到1952年底調北京《人民日報》。”到北京后，老田依然保持著每天閱讀《解放日報》的習慣。

后來，老田又到上海記者站住過幾次。這不僅是他的質樸使然，也是他對自己在這里迎來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和“為解放上海、建設上海盡過力”那些歲月的眷戀。我們記者站中工作間隙用以休息的兩張簡陋的木床，在老田看來，比高級賓館的席夢思軟床舒適多了。他每次來上海，都喜歡住在這里。他很隨和，和記者站的同志親如一家。記者站的司機兼干事馬師傅總是親熱地喊他“田鐘洛同志”。他也在這里見證了我們的努力和悲歡。1985年7月，馬師傅生病住院了。一天中午，老田回來，看到我就說：“小郭，你知道嗎？馬師傅昨夜去世了。”我一愣，趴在馬師傅為我擦拭過無數次的辦公桌上失聲痛哭。老田像長輩一樣，輕輕過來撫摸著我，安慰我。后來，老田又和我們一起去殯儀館為馬師傅送葬。

1986年5月，我受報社委派，前往墨西哥城擔任常駐記者，從那以后，沒再見過老田。但是，常把老田記掛在心里。1992年秋天，我回到上海記者站。1993年春節前，我的母親去世。一年后，我寫了一篇紀念母親的文章《最后的玫瑰》發表在1994年5月3日的《解放日報》上。想不到，老田在北京讀到了這篇小文。幾天后，我就收到了老田5月4日寫的信，令我十分感動。老田在信上說：

“偉成同志：你好！你從國外歸來又回上海后，很少晤面，卻常在報紙上看到你發的新聞和通訊，從中可以看到和想象到你們上海幾位的辛苦忙碌情狀，同上海騰飛腳步一樣意氣風發，熱氣騰騰。身體都好吧？

今天促使我寫信致意，是剛剛讀了你在（解放日報）《朝花》上發的散文《最后的玫瑰》。你寫得樸素自然，然而真情深摯，寫出了你那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她真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令人尊敬的媽媽。請代我在她靈前、遺像前致以一個不相識的共產黨員的敬意和悼念；也請代向你的父親致慰問之忱。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兩位的名字，但是我們都在上海工作過，都為解放上海、建設上海盡過力。心意也是相通的吧。正值上海解放45周年之際，你這篇文章的意義就不只是懷念自己的母親，那束玫瑰是獻給所有同她一樣的先行者的。”

讀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那時，老田一定很忙，既要主持報社文藝部的工作，又要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聯絡，還要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成員承擔社會工作，但他仍然忙里抽空給我寫了這封信。同時，這也不是一封普通來信，而是充溢著一個為革命理想奮斗不止的老共產黨員、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的熱烈情懷。后來，我得到老田的同意，把這封信作為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最后的玫瑰》的開篇。

1996年4月17日，老田讀了當天的《人民日報》再次給我寫了信。當時，他已經離休，因此還特意自己貼了郵票來郵寄。他在信里說：“偉成同志：你好！今天讀到本報頭版頭條你的長篇通訊（《普通勞動者的榜樣——徐虎》郭偉成與戴玉慶合作）十分高興。徐虎這樣的先進人物是一顆真正的星。比那些硬炒出來的什么星高不知多少倍，也亮不知多少倍！我建議你不妨繼續追蹤，深入發掘，還可以寫一篇報告文學或別的紀實作品，是非常值得的……”

老田讀到的這篇通訊，被評為當年的“人民日報精品獎”。令我慚愧的是，我沒有按照老田的建議深入挖掘；使我感動的是，老田對我、對報社年輕同志始終如一的關懷。可以想見，老田能夠寫出那么多的優秀作品，以一個新聞記者，成為中國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要付出多么艱巨、多么勤奮的勞動。我感到慚愧的是，自己對任何題材都淺嘗輒止，一輩子也沒有像老田那樣勤奮、艱苦地創作。

謹用老田《袁鷹自述》代前記的一首《如夢令》來結束此文，以寄托我無盡的哀思：“回首迢迢來路，往事悲欣幾許？歲月本多情，況在波濤險處。幸遇，幸遇。走過春風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