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紹斌：你通常是怎么構思一篇小說的？

余華：我寫作的開始五花八門，有主題先行，也有的時候是某一個細節、一段對話或者某一個意象打動了我，促使我坐到了寫字桌前。

楊紹斌：《活著》這部小說里福貴這個形象有來源嗎？

余華：福貴最早來到我腦子里時是這樣的，一個老人，在中午的陽光下犁田，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皺紋里嵌滿了泥土。

楊紹斌：許三觀呢？

余華：他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時候穿著一件棉襖，紐扣都掉光了，腰上系著一根草繩，一個口袋里塞了一只碗，另一個口袋里放了一包鹽。但是，這是我開始寫作時的形象，構思的時候還不是這樣。

楊紹斌：那又是怎么樣的？

余華：關于《活著》，我最早是想寫一個人和他生命的關系，這樣的關系在很長時間里都讓我著迷，這有點主題先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這篇小說應該怎么寫。有一天早上醒來時，我對陳虹說，我知道怎樣寫這篇小說了，因為我想出了題目，叫《活著》。陳虹說這個題目非常好。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標題，才有了這部小說。有時候一個標題也會讓你寫出一部小說。八十年代的時候，文學界批判過主題先行的寫作方式，其實完全沒有道理，寫作什么方式都可以，條條大路都通羅馬。

至于《許三觀賣血記》，最早是這樣的，大概是在1990年，我和陳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么地方？那么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流滿面地走來。這情景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了1995年，有一天中午，陳虹又想起了這件事，我們就聊了起來，猜測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無人的悲哀！這和你一個人躲到衛生間去哭是完全不一樣的。

楊紹斌：所以后來在小說里，許三觀在大街上哭。

余華：這已經是最后一章了。那天，我們兩個人不斷猜測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也沒有結果。又過了幾天，我對陳虹說起我小時候，我們家不遠處的醫院供血室，有血頭，有賣血的人。我說起這些事時，陳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那位老人會不會是賣血賣不出去了，他一輩子賣血為生，如果不能賣了，那可怎么辦？我想，對，這小說有了。于是我就坐下來寫，就這么寫了八個月。

楊紹斌：許三觀后來就賣不了血。

余華：當時我認為小說最后的高潮，就是他賣不了血，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哭，因為這意味著他失去了養活自己的能力，他的悲哀是絕望以后的悲哀。這對年輕人來說沒什么，可是對一個老人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曾經準備在這最后的一章里重重地去寫，準備將自己吃奶的力氣都寫光，將這一章充分渲染。可是當我寫完第二十八章，也就是結尾前的一章后，我才知道敘述高潮其實是在這一章，就是許三觀一路賣血去上海的那一章，于是最后一章我很輕松地完成了。根據我寫作和閱讀的經驗，兩個很重的章節并排在一起，只會互相抵消敘述的力量。

楊紹斌：這么說來，你在動手寫作時，對筆下的人物已經胸中有數了？

余華：還是沒數，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他會干什么，最多只能先給他一些設計，而且有些還用不上。

楊紹斌：你現在還擬提綱嗎？

余華：我在舊信封上做筆記。開始時我怕自己忘了，就隨手拿起一個舊信封記上，一個記滿了，再用第二個，為了風格的統一，我接下去仍然用舊的信封。像《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都寫滿了一堆舊信封。現在我開始用新的信封，而且必須是國際航空的那一種，上面沒有郵政編碼的紅框，顯得更干凈。這已經成為了我的寫作習慣。當我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只要知道開頭一萬多字怎么寫就行了，后面肯定會出來。要是一萬字寫完了，后面還不出來，那就不應該寫了。這和我早期的寫作已經很不一樣了。我以前小說里的人物，都是我敘述中的符號，那時候我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只要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就行了，敘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細雨中呼喊》，我開始意識到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且他們的聲音遠比敘述者的聲音豐富。因此，我寫《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對人物不斷理解的過程，當我感到理解得差不多了，我的小說也該結束了。我想起來，1987年在黃山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瀾一起散步，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從文先生，他問沈先生小說應該怎么寫，沈先生只回答了一個字：貼。就是說貼著人物寫。這個字說得多好！可是當時我沒有很深的感受，現在我才發現的確如此，貼——其實就是源源不斷地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那樣，因此生活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得多，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認為的要豐富得多。

節選自余華訪談《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