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日常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擅長書法、愛好古玩、喜歡收藏等方面已被我們所熟知，但他一生頗好飲酒、酒友眾多，在各種酒局中留下了諸多可供傳頌的歷史故事。

“親吻”胡適

郭沫若一生參加的酒局眾多，如果非要在其中選出影響力較大，后人反復提及、記錄，且較有歷史意義的一次酒局，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邀約胡適、徐志摩等文界翹楚參加，并在其間的“親吻”胡適的酒局了。

當事人胡適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記中，曾對此酒局有過詳細記述：

沫若邀吃飯，有田漢、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樓□□，共七人，沫若勸酒甚殷勤，我因為他們和我和解之后這是第一次杯酒相見，故勉強破戒，喝酒不少，幾乎醉了。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漢都醉了。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另一位當事人徐志摩也在《志摩日記》中記錄道：

前日沫若請在美麗川，樓適庵適自南京來，故亦列席。飲者皆醉，適之說誠懇話，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飛拳投詈而散——罵美麗川也。

胡適與徐志摩日記有關1923年10月13日的記述基本可以互相印證這么幾個事實，一是此酒局是郭沫若主動組織；二是參加者共七人，并且都是當時文化領域的名人；三是酒局氛圍融洽和諧，當局者幾乎都過量而醉；四是醉后都有較為沖動的舉動。其實本次酒局可能大家更關注的應為，郭沫若為什么請客，特別是他為什么對胡適作出了如此夸張的動作呢？

胡適在1923年5月25日的日記中記錄如下：“出門，訪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結束了一場小的筆墨官司。”1921年白話新詩集《女神》出版發行后，雖然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舞臺上聲名鵲起，但相較于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而言，郭沫若畢竟還僅僅只是一名嶄露頭角的新人，當時的文壇紅人非胡適等人莫屬。從新詩集出版的時間來看，1920年胡適的《嘗試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自然要比《女神》引領了風氣之先，但《女神》的出版發行，乃至被青年人所追捧的現實，的確挑戰了胡適的權威地位。兩個同樣有著遠大抱負、雄心壯志的知識分子，隔空較量也自此拉開了帷幕。

非常巧合的是郭沫若與胡適的第一次會面與相識，也是始于一場酒局，他們同赴了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邀約眾友的聚會，但是倆人的彼此第一印象并不好，胡適認為郭沫若“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太清楚，功力也不好”。郭沫若則在事后多年后，還不無嘲諷地寫道：

他每天是乘著高頭大馬車由公館里跑向閘北去辦事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啊。

自此，郭沫若與胡適間的齟齬與裂痕更加深厚。此后，胡適便不斷向郭沫若釋放善意，主動給郭沫若去信希望雙方能夠和解，經過徐志摩等人的撮合，胡適便來到了郭沫若家中拜訪，也算是邁出了交好的步伐。郭沫若當然理解胡適的寓意，因此便主動邀約胡適、徐志摩等飲酒暢聊。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他們自然遵循這君子相處的“和而不同”之道，經過了較長時間深入的接觸與較量，在酒局上胡適自然而然的對郭沫若又有了全新的認識，肯定了《女神》的創新價值，而激情無限的郭沫若自然而然就喜從往外，在胡適臉上一吻，表達了純真熾熱的情感。

酒逢知己徐悲鴻

1945年2月5日，郭沫若前往嘉陵江北岸山上的祠堂里，帶著周恩來同志囑托轉交的延安小米和紅棗看望在此養病的徐悲鴻，同時尋求進步人士徐悲鴻和廖靜文對自己所起草的戰斗檄文《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的支持和簽名，出于對于祖國和民族的拳拳愛國之心，徐悲鴻和廖靜文毫不猶豫地在《進言》書上簽上了名字，表明了自己支持抗戰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

他們相談甚歡，時至中午廖靜文便出門購買了一瓶四川大曲酒和下酒的小菜，因徐悲鴻尚在生病中，只好由廖靜文作陪。郭沫若一邊喝酒，一邊與徐悲鴻夫婦交談，酒逢知己千杯少，在推杯換盞之際《訪徐悲鴻醉題》一詩便應運而生。詩中寫道：

豪情不讓千盅酒，一騎能沖萬仞關，仿佛有人為擊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此詩以酒為題引經據典，借助于太子丹在易水邊送別荊軻，表達了他們二人誓死赴難的凜然正氣，在另一個層面上，“一騎能沖萬仞關”也是對徐悲鴻《奔馬圖》的唱和。

與郁達夫“借酒澆愁”

1914年前后郭沫若與郁達夫都來到日本留學，20歲左右的他們，面對異國他鄉的風情，再比對積貧積弱的祖國，新鮮感、壓迫感和屈辱感交織在一起，“生”的苦悶和“情”的困惑不時涌起于心間，學業的壓力和民族的不幸，使他們常常產生無法排遣的情緒，郭沫若在給郁達夫的信中寫道：

如今轉到福岡來，無名的煩惱依然糾纏著我。前禮拜去上了幾天課來，那種刻板樣的生活真要把我悶死。

在這種心理狀態下，郭沫若與郁達夫便時常互相邀約到小酒館中暢聊，一邊喝著日本的清酒，一邊談論對時事、對理想、對人生的種種不滿，以解心中的郁積。創造社成立后郭沫若與郁達夫為首的青年人在創造社成立后四面出擊，著實在“五四”文壇風光無限，他們與文學研究會抗衡，指責胡適的翻譯，諷刺魯迅的小說創作，可以說真正掀起了“五四”新文壇的驚濤駭浪，但是在大浪翻滾的海洋中，他們有著別人不知的苦悶，在狂放不羈的外表下，有著外人無法理解的壓力，此時“借酒澆愁”也成了生活的常態。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的編譯所，就是郭沫若等創造社同仁暫時的棲居之所，胡適、徐志摩等人也親歷過此處，見證了郭沫若落魄的生活環境后，習慣于優雅的徐志摩驚嘆道：

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誠然如此，創造社能夠創立、發展乃至維持，其中的艱辛估計只有身處其中的郭沫若等同仁深有體會。四處出擊必然帶來的是遍體鱗傷的傷痛，身體的傷痕可以復原，但是他們辛苦編印，被寄托上無限希望的《創造》季刊卻出師不利，首刊的銷量不佳，失落之情溢于言表。作為創始人，又是《創造》季刊編輯者的郭沫若與郁達夫，得知此消息后，也無力改變目前的局面，只能徘徊在四馬路的酒店之中，在觥籌交錯間三十幾壺酒瞬間穿腸而過，他們倆自比餓死在首陽山的“孤竹君之二子”。以此來表達他們悲憤、郁積之情，奮發、斗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