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小鎮，我們從來不只擁有“留下”和“離開”的二元選項。顏歌用她的寫作與作品共同完成了這出漫長的“出平樂鎮記”，其珍貴的啟示，正落在留下和出走，離開與回歸的流連、周旋、綿延交替之中。

一

顏歌歷時八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平樂縣志》，在《收獲》雜志長篇小說2023年夏季號上發表。在這八年里，中國和世界都已發生太多變化。移居海外的顏歌也有了不少身份上的轉變，包括成為一名雙語寫作者。她的首部英文小說集《Elsewhere》今年在歐洲和北美同步上架。因為距離的緣故，過去幾年，顏歌在中文世界多少顯得游移而神秘。不過這并沒有影響讀者對顏歌歸來的盼望。提起顏歌，“平樂鎮”的名字依舊呼之欲出，人們知道它還在作家的書桌上鬧鬧熱熱地伸展著。

從2008年《五月女王》開始，顏歌專注描畫以故鄉四川郫縣郫筒鎮為原型的平樂鎮文學地圖。平樂鎮只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南街上都是些操扁褂（打拳）的，西街上滿是讀書人，東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來的客家人。”顏歌鑲嵌于其中的，不僅有自己悲喜互襯的童年回憶，更是與川西的鄉音鄉味絞纏在一起，隨成長與離家漸遠漸綿長的鄉愁。顏歌用十五年的時間馴化語言，終于得到了具有個人標識性的獨特腔調：一種既飽浸四川方言口語色彩，又能在紙上復現日常鮮活紋理的整體性語言。“個個都是我的父老鄉親”的平樂鎮，便也一磚一瓦皆血肉豐滿、幾家歡喜幾家愁地建立起來。

《五月女王》中袁青山的悲傷故事發生在南街，《我們家》寫的是西街上豆瓣廠人家的家族鬧劇，顏歌很早就透露了后續的寫作計劃，“下一步準備寫寫東街上的官家子弟。”2015年《平樂鎮傷心故事集》中的五個短故事，也是在為接下來的長篇做熱身。在互聯網上，這個以縣志辦即將退休的副主任和他的兒媳婦為雙主人公的故事，曾有個名字叫《縣志辦2010》。其中《葉小萱的煩惱》《傅祺紅的心意》兩章在期刊上單獨發表，提前讓讀者一窺東街的風情。除此之外，有心人后來會發現，新長篇中的主要人物傅丹心早已在短篇《奧數班1995》里攜父母一起登場。那是傅丹心的少年時代，他的“神童”光環與早戀風波，正是《平樂縣志》一段草蛇灰線的前史。

于是乎，2023年的夏天，當讀者終于能歡歡喜喜地坐下來，翻開這本《平樂縣志》，會忍不住深吸一口氣——

還是那個我們熟悉的顏歌啊。

歡迎回到平樂鎮。

二

顏歌向來重視小說的敘事形式。平樂鎮系列故事的每一部，都在結構技術與敘事者聲音上下足了功夫。這個打造不同敘事容器的過程，也是顏歌摸索“我”深入小鎮的路徑與方位，并不斷厘清自身講述意志的過程。《平樂縣志》的故事發生在2010年前后，從平樂鎮農資公司的下崗女出納葉小萱為女兒婚事操碎的心說起，緊接女兒陳地菊與女婿傅丹心先斬后奏的倉促完婚，進而一步步引出縣志辦副主任傅祺紅臨退休前卷入的官斗漩渦，傅丹心參與黑社會賭球操盤遭設計陷害欠下巨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的車輪就這么一路滾向下坡。傅祺紅最終忍辱自殺，陳地菊也終于從死水微瀾的婚姻和小鎮生活中覺醒，走上了去國求學的逃離之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諸如此類好景不長在，萬事轉頭空的戲劇性母題，中國的讀者從來都不陌生。顏歌將傅陳兩家人的命運寫得格外叫人唏噓興嘆，不僅因為她游刃于市井情態與凡庶真相的寫實功力，更離不開小說精妙的反諷形式——在《平樂縣志》里，顏歌顯然對“三言二拍”式的擬話本小說形制，進行了一番有意識的現代改造。

小說不斷藉由諸如“各位看客”“在座諸位”等說書人套語，制造出虛擬的對話情境，在修辭上又加入大量詩詞、古文、戲曲、對聯、俗語的引錄與插敘，其中有不少韻文，是顏歌憑借其古文功底幾可亂真的個人炮制。乍看之下，說書人的聲音入乎平樂鎮小兒女婚戀家務瑣事，出乎縣政府明爭暗斗官場浮沉，進可對人物咋舌評議，退則對聽眾苦口婆心地勸誡，是好大一番喧鬧淋漓的復古做派。但與其說《平樂縣志》模仿說書語體，是為了追求明清文人小說中的“擬真感”，不如說顏歌更意在制造距離與“離間”的藝術效果。尤其當她安排說書人主動調侃起自己，更是強調小說的虛構本質。經由提醒，讀者的注意力，不斷從情節中被拉出，被引向更廣袤的真人現實所暗蘊的更大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話本小說的藝術傳統里，說書人無所不知的匿名性的聲音，代表的從來不是個人話語，而是一種民間集體意識與普遍生活規范。《平樂縣志》中的說書人反復強調的，無外乎萬般皆是命、善惡終有報、戒貪嗔癡妄慢疑、本分做人知足常樂等道理。顏歌夸張化地援引了各式各樣的警語箴言，試隨意撿幾個例子：

“佛家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說的是肉身之豐茂枯榮及靈心之清凈虛空。須知這心上最是沾染不得其他東西：有了愁,成了憂心；有了欲,就是貪心；有懼難免提心吊膽,有求最終癡心妄想。”

“畢竟圣人也說了，人生在世，有‘三閑’最是難過：說閑話、管閑事、操閑心——連圣人都需提點，何況這永豐縣縣政府里滿地橫走的庸碌之輩。”

顏歌越是讓說書人“說”得唾沫星子橫飛，越是將一個反諷性的問題推至各位看官目前——熱鬧的道理說了一籮筐，傅陳兩家的悲劇，是時也運也，又怎知不是人物個個把真心揣起“不說”，因這種種“不說”釀成的災禍？

試看，傅祺紅被發配到縣志辦坐冷板凳后，行事穩重，表面故作淡泊，內心深處卻不甘于仕途寥落，黯淡退場。試問老書生為何晚節不保？“十幾二十年的心酸都繞在心結上，纏了又纏，卷了又卷”，這才有了沒能忍住權位的誘惑，對前任縣志辦主任趙志倫做了落井下石之舉。再看小說里這一雙決計不走父母老路的兒女。陳地菊忍氣吞聲不與人爭辯的性格，受了欺負也都在心里悶著，“但實際上傅丹心說的氣話和做的狠事都還積在她的心里面，一坨坨地淤起腫起，青里夾紫”，這才有了最后痛狠了的爆發。傅丹心飽受腦海中父親的摔貶與管教聲困擾多年，無法交心也抬不起頭的委屈，最終讓他急于干一票大的，向父親和妻子證明“也就只有我傅丹心”，到底是穩穩地跳進了周六叔布下的圈套。

再回頭去看整部小說的開頭：

天然氣公司陳家康的愛人葉小萱站在東門城墻下頭跟人說哀怨，一說就是小半天。

但你有所不知,這哀怨啊,自古就是說不得的。俗語有：哀聲唱退送福神,怨氣招來討命鬼。殷殷切切念誦的便是這個道理。衰敗就似那無事生非的潑皮,你越是呻喚,他越是作勢;你穩起不理,他便終歸自討沒趣了。所以,就連小娃娃摔了一跤,大人也會說：“不痛,不痛,繃起不痛就不痛。”——也是源自同一個道理。

在“說哀怨”與“就是說不得”之間，小說里幾乎人人懷揣著秘密與鬼胎，活得心口不一。若不是讓說書人來挑破這些人的自欺欺人與心頭間的彎彎繞，又怎能勘破背后的“不說”、“說不得”、“繃起不說”的悲劇的真面目？我們什么時候能少說一點虛頭巴腦的場面話，好好把自己的尊嚴和真心拿出來捋捋平，講一講？《平樂縣志》里的婚姻也好，親情也好，更不用說街坊鄰居的閑言碎語，越是被大道理的“說”塞滿，越是暴露出父權、孝道、出息與等級制包裹下的中國式家庭“不說”的洞洞眼眼。圍坐飯桌前，卻個個“離骨離皮”，真話都萬難說出口，也習慣了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顏歌將席上每個人的復雜與可憐撕開給人看，諷刺里處處是愛之深，同情之切。她成功借模仿說書人這一古老的藝術角色，對民間陳規背后深厚的歷史文化積習與無意識，提出了嚴肅的當代反思。

三

除了說書，顏歌要用小說戲仿的另一種重要文體就是地方志了。小說擁有一個板著面孔的名字《平樂縣志》，卻偏偏是以“翻案”筆法介入正面題材，演繹了一出對志書文體的玩世戲筆。浦安迪在《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有論證，這“翻案”的反諷性修辭本領，正是明清奇書文體的拿手好戲。我們知道方志編纂的原則是準確客觀，要用“史筆”，講求的是從實而書、寓理于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但在敘事中，正如前文所言，顏歌偏偏用說書人口吻，對人物心理與戲劇性細節夸大渲染，旁征博引，出足了文學性的風頭。平樂鎮上的史官兒傅祺紅剛登場時，以食古不化的正人君子形象示人，他念茲在茲的“文章千古事”，最后究竟是成全了自己的“得失寸心知”，還是放不下的“留待身后名”？人物越是在乎名譽，幾番強調快要退休了，要站好最后一班崗，小說家就越是要讓他晚節不保。在初是而終非的印象起落間，理解了這殘酷手法里的幽默，也就理解了顏歌背后嚴肅的思考和深重的感情。

《平樂縣志》一共十四章，正文從2009年立秋寫到2010年夏末，順序寫傅陳兩家如何從喜結連理到家破人亡。在第一章至第十三章的末尾，顏歌以《傅祺紅日記》片斷作為附錄，構成小說里與正文互補的另一重敘事聲音。十三則日記片段以倒敘排列，從一開始2010年1月13日，倒回1980年6月25日，如同在我們的主人公大難臨頭渾然不覺之時，領讀者看一卷從彩色褪為黑白的人生錄影帶：縣志辦的副主任傅祺紅，如何逆著小鎮開發建設的時間之河，回到他曾無限風光的政府辦時期，剛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廣電局時期，最后停在平樂鎮東街上傅銀匠的兒子，永豐大學名牌大學生傅祺紅上獨柏樹，與電工汪駝背的女兒汪紅燕家相親的那個日子。1995年，因為兒子傅丹心早戀引發的丑聞，原本仕途大好的傅祺紅被從政府辦調入清水衙門縣志辦。所以，1997年至2010年的七篇日記，傅祺紅統一采用“今日工作”“今日學習”“今日膳食”“今日瑣記”的整齊格式。正所謂“橫分門類，縱向記述”，文辭質樸，言簡意賅，日記習慣的改變側面記錄下經歷崗位調動后心境的轉變。1994年以前的六篇日記，以隨筆體留下對工作生活的滿腹牢騷與浮想聯翩，那種自由的語體里，能讀到一個年輕人，還未遭到世事戲弄與官場捶打之前的意氣風發。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在日記里，傅祺紅也未能做到對自己完全誠實。《傅祺紅日記》與《平樂縣志》的正文結成內外互鑒的閉環，其中有不少頗為耐讀的細節。一個“欲潔何曾潔”的小人物的身敗名裂與一座縣城的崛起與畸形發展之間是何種關系？顏歌落腳的位置，夾處于縣鎮文化政治、民間倫理、道德教條、浮生若夢的人間世與無名之輩的成敗抱負之間，并向讀者拋出提問。小小的平樂鎮上幾十年的禍福哀樂，被顏歌以小說的伏筆、接榫與細針密線，縫合進對于更大的當代中國的凝視與深省中。

過去十五年里，顏歌講述平樂鎮的聲音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她從一開始依賴不可靠的聲音“在平樂鎮外”講故事，到一步步再次“向平樂鎮深處去”。《五月女王》是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平樂鎮上，名為袁青山的女巨人如何在小鎮異樣的眼光下孤絕地成長，并最終犧牲自己化作堵住山洪的巨石，拯救了一直視她作不祥的平樂鎮。《我們家》的時間來到世紀之初，延續了前者的不可靠敘事，講述者變成了年幼時發了瘋病，送至隔壁崇寧縣常年治病的女兒段逸興。以瘋孩子的狂歡、粗魯之口，道出薛家與段家兩代長輩的倫理鬧劇，平樂鎮上翻了天的家族隱私，仿佛都與她無關。

直到《平樂縣志》，平樂鎮褪去此前或帶有宗教與神話性的秘聞氣息，或嘉年華式的丑聞色彩，顏歌就坐在平樂鎮的腹地，用說書人的語調，也用每一個父老鄉親的口吻，講完了這個平樂鎮系列的最后一個故事。“有心的小說家如何藉模擬情境調整他們與世俗、甚至粗俗的寫作主題之間的距離。從說話人的觀點來看，有才氣的作家們能在作品中將大眾及個人的情感并置，也因此表現了他們與其故事之間反諷的關系。”（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這個從“脫嵌”到“再嵌入”的歷程里，在現實地理坐標上越走越遠的顏歌調整著她與平樂鎮文學坐標的距離。從平樂鎮到世界的距離，最終成為她所擁有的，既反諷又牢固可靠的文學勢能。

回到小說的結局。在經歷了這場巨變后，陳地菊是否能夠在“出走—回歸小鎮”以后，再次成功逃出平樂鎮？小說止步于她心懷希望往家走的路途上。陳地菊當然可以再次出走，但留下未必是一種徹底的失敗和折墮。因為她未必不會錘煉出平樂鎮婦女們對生活百折不回的奔頭與可愛的生命韌勁來，就像她的母親葉小萱一樣。張定浩對《平樂縣志》中浮沉在凡俗生活里的婦女們，有著同樣樂觀的敬惜：“讀罷全書,最令我們關心的人物，恐怕還是葉小萱。她是那個會在小鎮上繼續頑強生活下去的婦女，不會自殺也不會逃離,還會繼續在種種淺嘗輒止的癡心妄念中掙扎，我們每個人都會在生活的某個時刻遇見她。”（張定浩《顏歌與我們的小鎮》）

或許，面對小鎮，我們從來不只擁有“留下”和“離開”的二元選項。顏歌用她的寫作與作品共同完成了這出漫長的“出平樂鎮記”，其珍貴的啟示，正落在留下和出走，離開與回歸的流連、周旋、綿延交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