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在閱讀名人日記時，發現2016年出版的《夏衍日記》中曾數次提到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

夏衍和陳嘉庚二人籍貫不同，年齡也相差了26歲。1919年6月，當45歲的陳嘉庚返回家鄉籌辦廈門大學時，19歲的夏衍還只是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一名學生。二人之間最早產生交集，緣于我黨在香港創辦的一份報紙。

夏衍早年在日本留學，1927年夏回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0世紀40年代，夏衍曾兩度赴港，第一次是1941年，第二次是1947年。1941年1月，正值皖南事變發生、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際，周恩來急電夏衍赴港“避難”，并要他在香港建立一個針對海外華僑華人宣傳的據點。4月8日，夏衍與范長江等人在香港創辦了《華商報》。該報創刊后，因經費緊張，一度無法正常出刊。范長江想起他1940年曾經采訪過專程回國慰勞的“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便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寫信向遠在新加坡的陳嘉庚求助。陳嘉庚收信后立即匯去港幣20萬元，使《華商報》得以如期出刊，并成為香港宣傳抗戰的主要報紙。

1946年9月7日，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名義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美國參眾兩院議長、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及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勸告美國應立即撤退駐華軍隊，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以免重蹈日本企圖分裂中國而自取敗亡的覆轍。陳嘉庚此舉顯然激怒了國民黨。為了消除陳嘉庚言論的“負面影響”，國民黨利用自己控制的報刊對陳嘉庚進行了各種污蔑和抹黑，無所不用其極。就在國民黨集團對陳嘉庚進行謾罵攻擊之時，周恩來同志決定派夏衍前往新加坡，向陳嘉庚等愛國僑領轉達中共中央對他們的關懷。

《夏衍日記》包括九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為“新加坡日記”。據“新加坡日記”記載，夏衍是1947年3月4日深夜抵達新加坡的，是夜“船泊港外”。次日晨七時船開入港口，夏衍本以為能順利辦好入境手續，沒想到“因三等（艙）有偷渡者，港口移民部刁難，不準登岸”。后來即使沈茲九、朱奇卓、林楓、唐瑜等友人來接，仍不能上岸。直到下午二時才登岸。3月5日，夏衍暫時住在廣幫所建天一景酒樓。翌日下午搬至胡愈之寓所，“與阿朗、林楓同室”。

3月8日，夏衍終于見到了陳嘉庚，他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

上午訪陳嘉庚，談一小時，他頗關心國內文化人安全。11時，訪張楚琨。

陳嘉庚之所以非常關心國內文化人的安全，是因為就在1946年7月，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在5天之內先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不僅沒有把大家嚇倒，反而更加激起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義憤，也更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

夏衍在新加坡停留期間，不僅拜會了陳嘉庚、胡愈之、張楚琨等僑領，而且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國內形勢的時事述評。夏衍的活動很快引起了新加坡當局的“警覺”。1947年8月，夏衍被當局“禮送出境”，他抵達香港后繼續從事統戰工作。盡管夏衍在新加坡停留的時間不長，但卻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一是轉達了黨中央對陳嘉庚等愛國僑領的關懷，二是應邀出任《南僑日報》的主筆，三是為香港文化基金籌款。

1949年4月，夏衍被中共中央調回北平，準備接管上海事宜。陳嘉庚則于當年5月取道香港回國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9月21日，陳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其中，陳嘉庚為主席團成員之一。之后數日，二人常在一起開會。9月24日，陳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四次會議，夏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3時正開四次會議。今日主席團陳嘉庚、高崗、史良、馬敘倫、蔡廷鍇。

由于夏衍日記的風格非常簡潔，所以他并未在日記中記載陳嘉庚發言的具體內容。事實上，陳嘉庚當天作為“華僑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大會上發言，并提出了7項提案。令陳嘉庚欣慰的是，他所提的七項提案全部為大會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處理。

（作者系集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