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編劇馬伯庸

在進行歷史小說創作時，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視角去看待歷史？盡管歷史小說屬于虛構的文藝作品，但作為小說底層邏輯的歷史觀，必須要足夠精準、透徹、合乎常理，才能讓作品立得住腳。所以一個好的歷史小說作家，不止要在文字技巧上不斷打磨，更重要的是，還要不斷學習感悟，深化對真實歷史的理解。

這便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學習，從哪里學習，才能獲得正確的歷史觀。要知道，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面對的是一片浩瀚大海，必須先掌握正確的方法論，才能有效地從中汲取養分。

2021年的4月，我去成都出差，恰逢武侯祠在舉辦一場名為“大三國志”的展覽，展品涵蓋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的三國相關文物，不乏精品珍奇。但真正震撼到我靈魂的，卻是一塊其貌不揚的磚頭。

這塊磚頭出土于亳州，燒制時間是在東漢建寧三年，上刻銘文：“王復，汝使我作此大壁，徑冤我，人不知也。但摶汝屬，倉天乃死，當搏……”——直譯過來的意思，是說有一位東漢末年的小磚匠備受欺凌壓迫，不堪勞役繁重，絕望地在磚上刻下詛咒，發誓等到蒼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奮起反抗，把你們都殺死。

不難看出，他所刻下的“倉天乃死”四字，恰好就是十四年后黃巾起義所使用的口號。可以想象，這個卑微的小工匠的內心是何等的壓抑與痛苦，他對壓迫自己的封建勢力滿懷著仇恨，可又無力反抗，只好默默地等待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到來。屆時卑賤者們將無所畏懼，可以對壓迫者宣泄醞釀多年的怒火。

窺一葉而知秋。在那個時代，像這個小磚匠一樣困苦絕望、滿懷憤怒的普通百姓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他們一個個隱忍苦捱、蓄勢待反，只待一個爆發的契機。為什么黃巾起義能夠一呼百應、十方俱亂，直接導致了東漢王朝的覆亡？讀完這段刻在磚塊上的絕望吶喊，我們便可以猜出真正的原因。

我原來總有一種錯覺，認為漢末紛爭的原因，就是群雄逐鹿，是劉備、曹操、孫權這些不分頡頏的英雄人物們角力的結果。但這一塊磚頭、這一位兩千年前的小磚匠，卻給我上了一課。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漢末風云最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不是那些大人物的野心，而是千千萬萬個卑微小人物要打碎腐朽體制的迫切意愿。

一個小磚匠，就如同長江里的一滴水，無足輕重?？商热艚械拿恳坏嗡籍a生了同一種訴求、萌生了同一種意愿，無數的意愿匯聚一處，朝著同一個方向運動，那便形成了滾滾東去的大潮，浩浩湯湯，勢不可擋。所謂英雄人物，無非是乘時而起、適逢其會罷了。

看完這個展覽后，我對同行的伙伴講，這塊磚頭應該放在展區的入口處。它以最直觀的方式告訴參觀者，三國亂世因何而來，不是某幾個英雄人物心血來潮，而是由最底層的人民所決定的，他們才是歷史發展的源動力。

馬克思曾經說過，如果法國大革命沒有拿破侖這個人物出現，也會有一個類似的人物取代他。意思就是，法國大革命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人民意志為因，英雄人物為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拿破侖的出現是偶然，巴黎無套褲漢們點燃的怒火，則是必然。那一個亳州小磚匠的留言，為革命導師的這段闡釋做了一個精準的注腳。

我從這一塊磚頭之上，獲益良多。它生動地教會了我，要秉持人民史觀，才是歷史小說創作者所必須應有的視角。多從群眾中汲取養分，多從人民身上學習歷史教訓，才能讓創作保持活力。

我在2022年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大醫》，講述三位紅十字醫生歷經大時代的波瀾，從清末奮斗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逐漸有了作為大醫救國的感悟。在創作過程中，我研讀了大量近代醫學相關的資料，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歷史的前進來自民眾的覺悟與決斷。

比如中國公共衛生的先行者陳志潛先生，在抗戰期間的四川后方建立衛生示范區，一心要把醫療服務鋪到基層?？上荒芤揽扛瘮〉墓倭朋w系去運轉，結果舞弊現象層出不窮，最終慘遭失敗，失望而去。與此同時，延安的和平醫院有一位事務長叫徐根竹，他負責向陜北的老百姓宣傳衛生理念，要求他們勤洗衣服，避免滋生跳蚤，但成效很差。徐根竹經過調研后發現，老百姓不是不愿意講衛生，而是因為當時農民的衣服皆由土布織成，勤洗容易損壞，純屬經濟上的無奈。他虛心地進行自我批評，說自己沒有意識到民眾真正的痛點所在，并著手改進宣傳策略，最終在延安取得了良好的衛生效果。

陳志潛在醫學方面的見識，要遠超徐根竹。但決定兩者成敗的，是他們是否愿意從基層動員力量，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足可以證明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

這樣的例子，在近代醫學史中比比皆是。在《大醫》這部小說里，我以人民史觀重新去梳理這段歷史，發現無論是清末鼠疫、民國水災還是抗戰期間的衛生救亡運動，如果不是從基層民眾去動員，不讓人民參與其中，那注定是要失敗的。

因此《大醫》這一部小說，對我來說既是創作，也是一次進一步洗練認知的過程。它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向人民學習的重要性。只有從群眾中汲取養分，才能讓作者真正與他們共情。只有真正與民眾共情，才能理解他們的心態，進而感悟到歷史潮流的決定性因素，產生正確的史觀。

秉持著這些思考與感悟，我在創作《長安的荔枝》這部中篇小說時，同樣將視角放在底層人民身上，不再津津樂道于“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傳奇故事，而是通過一個負責運輸荔枝的小吏，去思考“無人知是荔枝來”背后隱藏的麻煩——具體誰負責運送這些荔枝，如何執行，帝王意志又給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困擾？我想要通過這一枚小小的荔枝，洞悉背后帝王窮奢極欲、不恤民力的本質。

同樣，在《顯微鏡下的大明》這部非虛構作品里，我也以人民史觀為方法論，摒棄帝王將相的書寫，把視角專注在最底層的民眾。我從明代典籍中搜集到了六樁司法案件，里面沒有轟動全國的大案奇案，全都是一縣一鄉之下的小案子，當事人也都是普通老百姓，爭的是一些田產、一些稅收政策而已。這六個案子雖然小，卻深具代表性，它們揭示出了明代百姓最真實的生活狀態，體現出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價值觀。唯有參透了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從他們那里學習到最底層的生活邏輯，才能把握住大明王朝的興衰規律。

人民史觀就像是一部犀利的X光機，它能夠洞徹歷史的皮膚，看清內在的肌理運作，明辨規律所在。而這部X光機的操作訣竅，就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做人民的學生。作為歷史小說作家，唯有明白人民在歷史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方可與之同呼吸、共命運，進而從他們那里提煉出真正的歷史規律，反哺到創作本身，令文藝作品具備更長久的生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足見只有學習人民，才能理解人民；只有理解人民，才能透徹地書寫人民，真正把人民放在創作導向的核心位置，創造出真正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