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聊齋志異》譏刺了清廷？

眾所周知，《聊齋志異》乃清初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集，匯輯了近五百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有不少是通過花妖狐魅與世人之間的愛恨情仇，來體現作者反抗傳統禮教束縛，揭示人性本來面目的良苦用心。

近半個世紀以來，《聊齋志異》中的《畫皮》《聶小倩》《促織》《嶗山道士》等，俱已多次拍攝成動畫片及影視劇作品，可謂盡人皆知。遺憾的是，這么一部極為優秀，且流傳極廣的作品集，在其誕生的那個時代，卻未能受到當時所謂社會“主流”的青睞與贊賞，未能輯入有清代官修“百科全書”之稱的《四庫全書》，并沒有什么特別權威的官方“定本”可言，一直是以民間“坊本”的形式悄然流傳于世的。

自清康熙年間抄本私下流傳，乾隆年間刻印行世，各地各式“坊本”傳布四方，一度出現過相當繁雜、真偽參半的多種民間版本，后世一般讀者也只是隨意翻揀，且做茶余飯后的談資而已，并沒有刻意推敲版本，特意考究史跡之意。

進入二十世紀之后，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以來，對《聊齋志異》的深入研究與充分研討，儼然又步入了一個“新時代”。國內文史學者以近乎“考古學”眼光看待與研究明清小說的風氣，漸漸成為“新文化”運動前后的一股學術潮流。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對于《聊齋志異》緣何未能入選《四庫全書》及其創作旨趣、體例、方法、風格等一系列的研究，也隨之悄然展開。

1948年3月3日，一位名叫“馮漢鏞”的四川學者，在上海《東南日報》的“文史”副刊上，撰發了一篇題為《閑話聊齋志異》的學術隨筆性質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筆法高絕”，確為“才子之筆”的《聊齋志異》，當年確曾流傳至清宮內廷，也曾一度受到皇帝的“嘉嘆”。可當皇帝讀到《羅剎海市》一篇時，認為此文是針對并譏刺他及整個清廷的，而且什么“女扮男裝”“以丑為美”之類的說法，都是不夠“正能量”的，這樣的東西，怎么可能入選“四庫全書”呢？

就在《閑話聊齋志異》一文，刊發三周之后，另一篇署名為“劉永潛”的，題為《也話聊齋志異》的文章，刊發在了《東南時報》。“開篇語”這樣說道：讀馮漢鏞先生《閑話聊齋志異》，覺其中不少可商榷處，漫書所見，就正大雅。

作者花了約三百字的篇幅，直接引用了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跋文，明確指出了并不存在什么《羅剎海市》譏刺清廷的說法，《聊齋志異》之所以無法入選《四庫全書》，根本原因還是在于“體例”不合。《聊齋志異》里所收錄的篇章，既有類似小說體裁者，又有類似傳記體裁者；“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這即是說，從文章體裁上無法將之分類劃歸。自然，也因之無法將其收入《四庫全書》之“說部”了。

1918年 胡適在北大“開講”《聊齋志異》

事實上，早在馮、劉二人此次“切磋”三十年之前，即1918年間，胡適即已在北大“開講”《聊齋志異》，對于此書的創作旨趣、體例、方法、風格等一系列問題，早已有過初步研判與公開表述。

1918年3月15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第四次會上，做了以“短篇小說”為主題的學術講演，當時由后來成為“新史學”大家的研究員傅斯年為之記錄整理，講演稿隨即刊發于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學日刊》之上。這篇講演稿后經胡適改定，又于同年5月15日，刊發在了《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5號之上。

此次學術講演以研討中國的短篇小說發展歷程為主要內容，當提到明清兩代以“白話文”創作的短篇小說何以并不多見，質量也并不上乘時，胡適以為，主要是由兩大因素導致的這一現象。講演中有這樣的表述：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作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作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里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里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義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后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相信當年在北大講堂里，親耳聆聽到此次講演的“聽眾”，不免瞬時會心生一個疑問：這看似是在講解明清兩代“白話”短篇小說不發達的原因，卻更像是在專門賞析與導讀《聊齋志異》啊？

講演現場有些“跑題”的胡適，對《聊齋志異》的贊賞是溢于言表的，認為此書水準已超越唐代小說，可為明清兩代文言小說之代表，既有理想主義色彩，又不乏寫實主義的豐采……諸此種種贊譽，可以說，已然將之后一百年的各路相關研究者的評贊之語“說盡”，也為之后一百年來此書繼續為民間所流行與追捧確定了“基調”。

雖然胡適晚年還曾對《聊齋志異》版本考證，以及作者蒲松齡生平探究產生過濃厚興趣，也一度撰寫過具有相當創見的論文與札記，可畢竟志不在此，其人主要研究方向并未關涉囊括此書的文言小說一類，故而這些只言片語、東鱗西爪的記述，只能是建立在其人非常贊賞《聊齋志異》一書基礎之上的，某種帶有“見聞”與“記念”性質的學術備忘錄了。

與之相較，稍晚個三、五年之后，正式將《聊齋志異》寫入大學教材，持續將《聊齋志異》的研究與評判帶入大學課堂與講座的魯迅，確實是要更進一步，更勝一籌了。

1924年 魯迅把《聊齋志異》寫進北大教材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1923年3月13日上午，魯迅前往北京高師講課，課后又至直隸書局買了一部石印本《聊齋志異》，花了大洋一元八角。這是《魯迅日記》里，首度提到《聊齋志異》的一次記錄。

這一年年底，魯迅編撰的《中國小說史略（上）》，由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印行，這標志著魯迅的北大文科講義，即其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的教材，已然初具規模，有基本可以公開出版的正式版本了。次年6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印行。1925年9月，《中國小說史略》的上下兩部分內容合輯為一冊，交由位于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的北新書局，正式出版發行。

從北大文科講義到正式出版物，魯迅的這一部北大教材，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不單單是高校師生、學界同仁，紛紛對此書予以關注，即便是對平日里就喜歡讀歷代小說消遣時日的普通讀者大眾而言，但凡是稍有一點刨根問底與探究獵奇之心的“小說迷”，大多都趕趕“時髦”，去購置這么一本北大教材，稍稍查證一下自己讀了這么多年的各類小說究竟品質如何，看看還能不能給自己再提供一點帶有專業指導性質的“權威”意見。毋庸多言，那些喜愛《聊齋志異》的讀者群體，迅即就會在書中看到這樣的一些“導讀”意見：

……專集之最有名者為蒲松齡之《聊齋志異》。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幼有軼才，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聊齋志異》序跋），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

……《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顯然，魯迅對《聊齋志異》也是推崇備至，對其創作手法與風格之新穎獨特，更是大加贊賞。也正是基于這份推崇與贊賞之意，魯迅對《聊齋志異》所謂“體例”不合慣例（因之未能入選《四庫全書》）的問題，早有研究與評判。書中有這樣的表述：

……《聊齋志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眾，至紀昀而有微辭。盛時彥（《姑妄聽之》跋）述其語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天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蓋即訾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簡，既非自敘之文，而盡描寫之致而已。

魯迅在書中的表述，仍是援引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跋文，道出了一代才子更兼《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曉嵐，認定《聊齋志異》不合“體例”的基本觀點。書中雖未明言，可魯迅本人與紀大才子所見略同，應當是肉眼可見的。

1924年 魯迅在西安講學再聊“聊齋”

1924年7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剛剛印行一個月之后，魯迅赴西安進行暑期講學時，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學術講座。其中，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再度聊到了《聊齋志異》。由于是更為通俗簡明的現場宣講形式，其人對《聊齋志異》一書的評判之表述，較之《中國小說史略》里的嚴謹考述，也更為鮮活生動一些。且聽講演中，魯迅是這么說的：

……到了嘉靖間，唐人底傳奇小說盛行起來了，從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歡做幾篇傳奇體的文章；其專做小說，合為一集的，則《聊齋志異》最有名。《聊齋志異》是山東淄川人蒲松齡做的。有人說他作書以前，天天在門口設備茗煙，請過路底人講說故事，作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聽來的，有許多是從古書尤其是從唐人傳奇變化而來的——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擬古。書中所敘，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當時所出同類的書差不多，但其優點在：（一）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二）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并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聊齋志異》出來之后，風行約一百年，這其間模仿和贊頌它的非常之多。

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隸獻縣人紀昀出來和他反對了，紀昀說《聊齋志異》之缺點有二：（一）體例太雜。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作品中，不當有兩代的文章的體例，這是因為《聊齋志異》中有長的文章是仿唐人傳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卻像六朝的志怪。（二）描寫太詳。這是說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跡的，而每每過于曲盡細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許多事，本人未必肯說，作者何從知之？紀昀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

讀罷作為北大文科教材的《中國小說史略》，聽罷作為暑期學術講座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對《聊齋志異》的推崇與贊賞，早在1924年這一年，便已在其筆墨唇舌之下，留下了淋漓盡致的痕跡。對于《聊齋志異》不合“體例”的研判，對于最早給出這一研判的紀曉嵐的相關研究，魯迅也早已走在了“新時代”的前列。

無怪乎，待到1948年時，本文開首提到的那兩位學者還在為《聊齋志異》緣何“落選”《四庫全書》而有所論爭之際，國內學界并無任何“湊熱鬧”之舉動。畢竟，愛與不愛“聊齋”，都與其進沒進“四庫”沒有多大關系，這是早在一百年前，魯迅還健在的那個時代就已然有所“公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