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來，我每天的工作，大多時間是在起草公文，或者處理公文。什么請示報告、通知通報、來函去函等等。寫得時間長了，不免感到有些簡單重復，枯燥乏味。可是，每天下班回家之后，特別是公休日，利用閑暇閱讀我喜愛的《古文觀止》中的文章，又是那么的引人入勝，愛不釋手。突然有一天，我發現《古文觀止》里有很多美文，其實也是古代的“標準公文”，怎么寫得那么有趣兒，那么有味兒，那么生動，那么深刻，看上去那么美呢？

公文中的“下行文”中包含有“命令與通告”。請看《古文觀止》里的一則“招聘啟事”：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這則精短的《武帝求茂材異等詔》，是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劉徹命令州郡長官察舉人才的文告。僅四句話，即把“招聘”特殊人才的具體要求、使用范圍以及誰來承辦，都講清楚了。這不就是典型的公文之下行文——命令與通告嗎？《古文觀止》中類似的文告，還有《高帝求賢詔》《文帝議佐百姓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等。

“平行文”中有“信與函”，《古文觀止》里“書”一類文體中，私人信函居多。譬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李陵的《答蘇武書》、宗臣的《報劉一丈書》等，雖均屬傳世美文，但與公文之信函還是有區別的。

我注意到，在《唐宋八大家文選》中，北宋時期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王安石，寫給時任諫議大夫司馬光（字君實）的一封信《答司馬諫議書》，形式上盡管是私人通信，但他倆的公家人身份，以及信中所涉之有關“變法”的公事內容，則表明這是一篇標準的公文類平行文復函。

司馬光以友人身份給王安石寫信，批評其“變法”所帶來的諸種弊端，故王安石逐條辯駁回復：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針對司馬光所指斥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王安石態度堅定，觀點鮮明，語言凌厲，反擊有力，這是一篇經典的駁論，也是一篇犀利的檄文！此文雖為復信，但卻具備了公文復函的特點，相當于一封陳述“變法”主張的“政治公開信”。

上行文中包含有“請示與報告”，《古文觀止》中的公文式上行文——請示與報告類文章較多。最具代表性的，諸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以及李密的《陳情表》等。

賈誼在《治安策》中闡明“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建言漢文帝依此來保障中央政權的集中統一；晁錯的《論貴粟疏》，向漢文帝提出重視糧食儲備、發展農業生產的戰略性建言；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向漢宣帝建議廢除誹謗之罪，崇尚社會道德教化；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向蜀后主劉禪追述創業之艱辛，叮囑其“親賢臣，遠小人”，是乃天下興隆之道也。這些“策”“書”“疏”“表”，均屬于公文類上行文之建言報告。而《陳情表》，則是李密向晉武帝陳述自己與祖母劉氏相依為命，暫時不能應召為官的苦衷，屬于上行文之辭職請示。

噢！古人連公文都能寫得如此精美絕妙！

公文，是法定機關（或法定個人）與組織在公務活動中，按照一定的體式、程序所形成的書面材料，主要功能有傳達、聯系、溝通、記錄等憑證作用，因而具有實用性、時效性、簡明性，乃至于程式化、八股化、易碎化。而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主要功能乃審美與教化作用，具有思想性與藝術性。普通公文很難具備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但也不排斥具有文學品格。如何才能把講求實用性、時效性乃至于易碎化、八股化的公文，寫成具有高超的思想性、藝術性乃至于傳誦千古的藝術品呢？不拘一格的歷代文章大手筆，集“美”成者的《古文觀止》等范本，已然為我們做出很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