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力斌：我并不認為生態散文在文學中就具有天然的優先性，我更看重的，是我們在自然生態散文中需表現和融入怎樣的人文思想和現代關懷，這恐怕才是生態散文真正的價值，也就是說，應該追求與梭羅、陶淵明、王維不一樣的東西，而這個正是你的散文提供的東西，我特別想探討這方面的線索。

楊文豐：欲使生態散文表現和融入人文思想、現代關懷，首先作家對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須有獨特、深入的體認——這猶同相愛之人總得相知，要求作家須是一個有生態思想、憂患心、憐憫心的善良人，是深愛大自然，有人文關懷能力的人。

假如人類繼續畸形依戀科技，持續人文失衡，亢奮過度，深陷“縱欲”，那么，在禍害自然的同時，還將進一步反噬己身。現代人與梭羅、陶淵明、王維在看待自然上已然不同，主要是當今世界，科技已似洪水一樣沖擊著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現代人對自然的認識已史無前例，“占有”能力更大，對自然的情感也已復雜得多，這些，也必然導致生態作品中的認知應與前人有所不同——很顯然，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品須增加科學背景下的人文思考，須注重對“科技神”的全面認識，既表現自然的大美，抒寫自然的內在規律、永恒性及“父性、母性”，也要憂患人類在享受科技成果之同時，科技亦在異化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問題。因而，我期望生態散文中體現的人文思想和現代關懷，至少須產生這樣的效應：可促進人們更好地認識自然，敬畏自然，站對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呵護自然，自覺降低個人對自然的“占有度”，將個人理想從類同于海德格爾的“詩意的棲居”，調整為追求“科學詩意的棲居”。

在《北京文學》發表的系列自然筆記中，我對這些問題，做過一些探索，我提出了空氣倫理、宏觀敬畏和微觀敬畏、生態位、“小共生”與“整體共生”“生態人”“如何做‘人’”等理念。我追求盡可能地增大生態散文的“思想量”。

2005年發表《海殤后的沉思》，在文中我提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實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態。父性則是大自然的威嚴、金剛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態或非正常態、‘不平則鳴’態，是大自然的怒氣沖天與角力搏擊。” 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現該由“舊敬畏”轉而建立“新敬畏”，“新敬畏是一種復合型的敬畏，是人類對自然之‘靈’——自然萬物的科學本質和規律，對滄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順應的敬畏；是能通過預警機制，自覺避讓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將技術的陰影掃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對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當前日薄西山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能日益走向和諧的敬畏；是理應上升到宗教層面的敬畏……”

瑞士瓦爾斯有座洞穴式溫泉，是建筑大師祖默托獲建筑諾獎的代表性作品，在該溫泉泡浴過后不久，我領悟這座被建筑人視為建筑圣殿的洞穴溫泉，不就似人類母親子宮內的羊水嗎？人與自然關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宮式生態圣殿”嗎？其所蘊含的孕育、溫暖、互賴、包容、仁愛、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親）等美好內涵，恐比“土地道德”觀更具生動性、生長性和持續性，或許更具科學性。

師力斌：確實，生態散文不止于會讓讀者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秘，而表現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表現自然環境和生態問題的內在本質和規律，則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認識和敬畏自然，保護和愛護自然，促進生態平衡，這些都是生態散文該共有的，但你的生態散文，卻自覺地探索并提出生態倫理思想，呈現出真正的地球村理念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然而，生態觀應該不全如詩歌靈感般產生，我以為至少會與作家直面生態問題有關。

牛頓從提出蘋果為什么會落地這個問題，進而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人類文明史的發展，許多都肇始于發現問題，這說明，提出問題、直面問題，有時會比解決問題更重要。你的散文其中一個突出優點，就是沖著問題來寫的，不是一味空洞地贊美自然，而是為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甚至是思考難題，解決難題，這非常可貴。

楊文豐：這與我的生態寫作觀有關，我認為生態散文是蘊含生態思想和生態意識的作品，或者說是屬于直面生態問題的審美文類。

生態問題分兩種，一種是非人為的生態問題，如恐龍的滅絕也是生態問題，但當時人類還未誕生；另一種是人為的生態問題，即工業革命以來，人對自然之“作為”導致的生態問題。在上古的農業社會，古人很少受到人為生態問題的干擾，并沒有普遍苦于生態問題。

古人吟詠的自然物，即便至美如王維的詩句，也只能是自然寫作。自然寫作的極致之美，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古詩詞。漢語的象形性與基于形神的自然美有著天然的契合。自然寫作主要表現自然美。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工業革命之前比較適合搞自然文學，當自然生態出現污染——生態問題多起來以后，你贊美的自然已是一個“病自然”，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病盆景》，曾將地球視作一個碩大的“病盆景”。我不太理解，病態的自然、病態的美，已似一個病人，你還能純粹地、輕輕松松地贊美嗎？——當然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此的贊美，與贊美一位病人是如此之美，多少教人有些難受，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我認為，沒有生態問題，就不可能有生態寫作的出現。從文學史看，生態文學的經典如梭羅的《瓦爾登湖》、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無不是直對生態問題，都是由于生態問題的觸發。

自然文學向生態文學“進化”，既是文學的發展、進步，也是自然和人類的紫色無奈和悲哀。

生態寫作已是對自然寫作的超越，生態寫作的范圍也遠大于自然寫作，是大可以進入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寫作，生態寫作具有廣闊的創新可能性，生態寫作因其生態思想理念之新，以及時代性、急迫性和融入前無古人的屬于當代最先進、最美好的生態思想，具有先鋒性。

在生態寫作中，問題的表達自然須是審美的，能給人力量的。紫色的憂患也是一種力量。最有力量的生態散文寫作，應是問題式的、思想家式的審美寫作。生態危機四伏的地球村，呼喚作家們擔當起使命。

師力斌：問題式的、思想家式的審美寫作，我欣賞這個觀點，魯迅就是抱著改造國民性來寫的。好作家一定也是思想家。你推崇愛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之說。憂患自然生態的憂患必然是大憂患，是心系人類命運的憂患。陳忠實先生對你的《病盆景》也曾有過類似的評價：“通過對病盆景所蘊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筆鋒凌厲，筆端多味。” 生態散文是否都有必要、有責任表現批判精神？這值得探究，而且，憂患意識與批判精神的內在聯系，需要藝術地處理。

楊文豐：“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中國人自古就有深重的憂患意識。憂患，源于真善美未能得到應有的待遇乃至被戕害而致的憂慮情感，在生態問題深重的塵世，憂患，更是一種精神，一種警惕，一種責任，還關涉圖強的決心和勇氣。批判精神面對的只能是負面的東西，是理性，是人必須持有的原則和立場。

作家寫生態散文，直面生態問題，總要表達好惡臧否，批判精神難于缺失，而且，對惡化生態的行為，你也難于聽之任之，批判精神總會訴諸筆墨。當然，對物事的批判須以生態平衡為標尺，有的批判是寬泛的，有的則比較具體。

批判須基于研究和認識。憂患其實是產生批判精神、產生思想的動力；最好的批判多是對憂患的回應。憂患與批判精神，都屬生命體驗，最適合通過追問和感興表達。在當代作家中，孫犁先生最倡揚也最擅長感興，他小說和散文中的感興，情義深重，回味無窮。

如果說批判是“破”，那么“立”，即是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真”。一般散文不一定寫多少思想，可生態散文卻斷斷得要表達作者的思想，作家應表達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個性認識和審美思考，還要將文化因素和生命體驗融灌其中。生態文學沒有作家的思想，就無法挺起脊梁，充其量只是模式化的“流水線產品”。當然，在生態散文里提出的思想，還須有情感的溫度。生態散文不可以忽略情感的力量。憂患的情感力量，可增強生態散文的抒情性，強化審美效應。

師主編左手寫詩右手擅詩歌批評，研究杜甫與新詩的關系成就有目共睹，卓然一家，不久前出版了專著《杜甫與新詩》，杜甫的憂患與當今的生態憂患和批判意識，應有相通之處。

師力斌：杜甫被稱為最偉大的中國詩人，影響深遠，英國人將之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BBC還為此拍了紀錄片。我從他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啟示，愿意尊他為我新詩寫作的老師。同時，他對現代新詩、現代文學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我覺得需要解放思想，重新研究，認真向他學習。杜甫向來以憂患知名，但他的憂患主要還是憂國憂民，他詩歌當中對于自然是沒有憂患的，大自然對于他更多的是懷抱，是恩惠。而今則大不相同，人類對自然的破壞已經達到危險的地步，不能不憂患了，比如巨大的二氧化炭排放、溫室效應、冰川融化、生物滅絕等，都對全人類構成嚴峻挑戰。你的寫作正是在系統思考這些問題。

而作為中國人，我們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還是有自己的方式。中外生態文學在表達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同樣會有所差別，因為東西方的思維方式不太一樣，這與東西方文化的背景不同有關。

楊文豐：在認識自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東方文化背景的思維方式，更有長處。與西方文化強調邏輯和分析的思維方式不同，東方文化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對自然生態的保護，對環境公正和社會責任的關注，強調整體性、綜合性。中國文化傾向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具有“圓鏡式思維”，注重整體感悟，《道德經》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教人敬畏，認同人與自然存在相互依存關系，也倡行人與自然要和諧共生共處。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維，是敲碎圓鏡的“分析碎片式思維”，視人與自然各自獨立，《圣經》說神造出了人，并讓人管理魚、鳥、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蟲，還將遍地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結有核的果子，統統賜給人類作食物，這等于人對于自然萬物具有掌控和改造的權利，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抗和征服的關系。如此而觀，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更適合生態文學創作。

師力斌：現在寫自然美的散文不少，而你贊美自然也是與眾不同的。你思考的尺度和境界是大的。

楊文豐：如果生態散文僅僅停留在對一座山、一條河、一個湖的摩寫和贊美，對生態倫理的抒寫乏善可陳，沒有思想量的“增量”，是斷然不夠的。表達對自然生態的關注，對自然的愛，揭示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影響，警示人類須呵護自然環境，以調準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和角色，呼吁對自然生態的可持續有責任和擔當等等，我認為都屬于生態散文表現的范疇。

在前面我說及生態散文創作至少會涉及五個層面，對這五個層面，如果能夠較深入地思考，無論是思想還是審美，都關涉全人類。我追求“大生態散文寫作”，大生態散文涉及的“三態”問題，相互契合，都與人類緊密相連，都是人類共同面對或沉湎其中的問題。如果不能從人類共同面對問題的視角加以審視，我想，再怎么寫，也只能寫成小生態散文。當下，全球性物種滅絕、核污染等均屬“三態”問題，都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

師力斌：生態惡化已成為全球面對的問題，憂患我們面對的全球性的問題，是生態散文視野廣闊的地方。你的散文明顯有地球村意識，這與你曾讀氣象類專業，該有內在聯系，大氣環流，寒潮季風，也是全球尺度的。

楊文豐：生態散文反映的生態問題，不受地域限制，在地球上有共通性、普遍性，生態散文提供的思考，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人，都可能產生啟示。大的生態問題，其全球性更明顯，比如大氣污染，就無法局限在哪一個國，空氣覆蓋在地球表面，總要流動，即便珊瑚白化，主因是碳排放，也是全球面對的生態問題。生態散文的內容表現出全球性，是由面對問題的特質所決定的，這是紫色的無奈，一種“苦緣”。

生態散文的全球性，其實也是由生態文學的特質決定的。2000年我發表過《論生態文學的特質》，提出生態文學具有文學性、表現自然性、生態意識性、立體視角與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這些特質，至于生態文學的“全球性”，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體現：一是生態文學表現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首次人類環境會議提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生態文學面對全世界，擁抱的是整個地球和人類，地球村有多大生態文學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地球村而出現太空生態文學。因而可以認為，生態文學已是這個地球上最廣袤、內涵最豐厚、最有無限可能性的文學；二是生態文學所關注的問題都與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存有關，是全人類共慮的問題；三是生態文學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從邏輯上講也屬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全人類所共同擁有。

生態散文的全球性，離不開作家的地球村意識，這里會顧及兩個要素：一是視角，也就是要有全球性視角，另一個是選材的尺度，因為題材的尺度將制約思維，而大選材的思維尺度、空間尺度，較容易涉及全球性。如果作家有地球村意識，那么，表現在作品中的憂患、抒寫、詰問和批判相應也多會是大尺度的。有地球村意識，有大視角，大視野，也比較利于寫大生態散文，作品中的我也更易臻入“大我”。大生態散文與小生態散文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家的思考尺度。

我很幸運，1978年考入了南京氣象學院（現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農業氣象學專業，現在回看，在母校我手繪天氣圖，做天氣預報實習，上專業課，面對的天氣圖，多是橫跨東西方展示南北半球的，老師指點風云，所講述的大氣對地球的包容、大氣運動的波詭云譎、雨帶在地球上有規律的移動，這些，本身就是全球尺度的，這些學習經歷，潛移默化，想來會涵養我的寫作視域和觀察尺度。

師力斌：你2009年獲得《散文選刊》首屆華文最佳散文獎的生態散文《病盆景》，思想性、科學性、生態性、問題性兼具，該文還將地球村“升華”為一個碩大的“病盆景”，《病盆景》無疑是象征的，多義的，我認為這應該是你創立的文學意象，因為其可以涵蓋你的系列生態散文內涵，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創造出表征自己作品風格的文學意象，國內的生態文學創作的發展空間還很大，而以你的創作和觀察，你對當前國內生態散文創作存在哪些問題，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對國內的生態寫作也會有自己的期待。

楊文豐：個人認為，當前國內的生態散文創作，整體而觀，審美性和思想深度還遠不夠，對自然散文與生態散文的區分也還存在誤區，不少作家、批評家對生態散文文體功能的認識，尚有待加深。生態散文是需要反思、憂患、自我審視和承載批判省思的文體，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題材元素的審美潛力，如何讓作品的內涵和意義達到最大化，如何探索并寫出自己的散文哲學，等等，這些值得我們認真探索。散文是除詩之外最注重情感表達的文體，即便是情感表達的力度、濃度和深度，也仍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把握，這其間離不開科學精神——當今這個時代，科學精神并未過時。

中國的生態文學，顯然需要有鮮明的“中國風格”，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課題。而該如何建構中國風格的生態散文？這里關涉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問題，而在當下，我們還需要思考科技如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會給我們帶來哪些新挑戰、新機遇、新思路，比如會如何迭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作家，我們還需思考如何借助技術之力更好地關注和審美表達“三態”問題。

“生命共同體意識，是今日文學最具先鋒精神的思想根柢”（施戰軍：《生態文學興盛的時代到來》），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仍在危及人類，生態寫作已成最具現代性的寫作，生態學庶幾成顯學，所以，有理由相信生態寫作將成為最具當代性的先鋒寫作。如此的前景，將對從事生態寫作的我們，提出更高要求，比如生態作家須日漸使自己成為“生態人”。

點擊下方鏈接閱讀訪談上篇：

關于生態散文的對談（上）

對談者簡介：

師力斌，評論家，詩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文學》執行主編，北京文學期刊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北京老舍文學院“名師帶徒計劃”導師。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詩刊》《十月》等發表大量詩歌、評論，作品入選《詩歌北大》《中國當代實力詩人作品展》等多種選本。著有《逐鹿春晚——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和領導權問題》《杜甫與新詩》，與安琪合編《北漂詩篇》六卷。

楊文豐，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二級教授。生態散文被選入高中《語文》和《大學語文》等大中學教材10多種及《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散文卷》（孟繁華主編）和《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等。曾獲第七屆老舍散文獎、第四屆冰心散文獎、第六屆在場主義散文獎、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首屆林語堂散文獎、《散文選刊》首屆“華文最佳散文獎”、《北京文學》雙年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