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藝理論的引進，給我們一度沉悶的文藝批評注入了難得的生機與活力。然而，由于許多批評家過于偏信和推崇西方文論，于是劍走偏鋒，拾人牙慧，言必稱“西”，忽視了傳統文化之根。檢視近些年的文藝批評，援引西方文論的多，關注古典文論的少。一些批評家撰寫批評文本，必從西方國家那里引入理論資源，好像不提弗洛伊德、拉康、科林伍德等理論名流，都不好意思在批評界混了。可以說，這與我們對傳統文論的重視不夠有關，這顯然不利于進一步建構中國特色文藝批評理論體系。

再看我們現在的一些學術刊物，刊發出來的很多大塊文章，引經據典，虛張聲勢，唯獨沒有作者自己的見解現身。在一些學院派的批評文本中，看不到傳統文論、傳統批評話語，他們羞于再提曹丕、陸機、劉勰、李漁、劉熙載、王國維等人的名字，而不加節制地讓西方文論生僻的概念、術語在其文章中馳騁。盡管作家和讀者讀起來一頭霧水，但批評者依然我行我素、引以為豪。誠如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指出的，“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挖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他們對西方文化、西學概念視若至寶，說起解構主義、布拉格學派、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視覺文化等如數家珍。

以開闊的視野來學習、包容西學，這本是好事，也有利于我們以新的視野展開學術批評。但我們不能舍本逐末，忘掉了自己的“根本”。這個“根本”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傳統文論，它與我們的歷史文化、精神體驗有著復雜的關聯；二是我們當下鮮活的現實生活，活生生的文學現場。如果引進來的西方文論，能夠經過我們有效消化，并進而獲得對當下文學生活的闡釋力，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當然，我們的目標也不止于此。我們需要再進一步，基于當下的文學實踐，將中西已有的文論進行“熔鑄”，建構起契合當下中國的嶄新文論話語。于是問題來了：理想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怎樣的？文藝評論應該通過怎樣的渠道吸取力量、恢復元氣？這是擺在每一位文藝批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誠然，當年魯迅先生亦曾說自己只看外國的東西，但殊不知，這是他對當時國內文藝批評失真狀態的失望和不滿所致。魯迅這么講，并不證明他對傳統文化、本國文藝理論持全盤否定態度，也不代表他對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學理論批評體系不予重視。事實上，魯迅先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頗深，在他諸多雜文式批評文章里，隨處可見對于傳統文化理論的繼承和運用。在魯迅后期雜文、書信中，他在對陶淵明作品進行分析時，巧妙而貼切地引用了陶淵明的詩句，指出陶詩“既有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魯迅對陶淵明的評論，從文章題目中的“魏晉風度”來看，也頗具傳統文化色彩，沒有絲毫的西洋味兒，彰顯了他的傳統文化造詣的深厚和篤實。

置身文化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的互聯網信息時代，中國文學原有的理論體系資源受到挑戰，乃至需要補充是客觀形勢的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和襟懷適當吸收西方理論資源，豐富與深化中國文藝理論庫存也是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必須與進一步重視對本國傳統文化的推陳出新和繼承發展相結合。我們需要在中西文化結合、互補的基礎上，對中國特色文藝理論批評體系進行不斷完善與科學重建。

建構中國特色文藝理論批評體系，對文藝事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欲達此目標，先要擺正文藝批評與傳統文論的關系。文藝批評與傳統文論的關系，應當是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文藝理論批評界對“批判”維度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而對“繼承”維度則相對忽略。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說：“國民之發展，功雖有在于懷古，而其懷也，思理朗然。如監明鏡。故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時時進光明之途”，即不固守傳統；而“時時念輝煌之舊有”，則是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因此，我們的文藝批評要加強對傳統文化理論、傳統文藝批評的繼承與發展。

建構中國特色文藝理論批評體系，是一項浩大工程，需要一大批具有建構思路和誠意的文藝理論批評精英的持續勘探，“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這正如馬克思所言：“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這些工作，苦則苦矣，難則難矣，但它是必須做、值得做的事。每一位有志于此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者，都應該勇敢地擔負起這一光榮使命，共同探索著前行。

古語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類的特點與優長，就是善于思考。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的民族，我們有著豐富的文論傳統，理應在文論建構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對于當下中國文藝理論界而言，最重要的是原創性理論體系的建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積極吸取傳統文論中那些有生命力的資源，積極化用詩言志、詩緣情、通感說、文氣說、風骨說、味論、童心說、境界說等文論，也要吸取西方從傳統到現代的各種文論資源，并基于我們今天的文學現實進行新的創造。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說：“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可以說，魯迅此言，是建構中國特色文藝理論批評體系的正確思路。

（作者系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