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九月，蘇軾受命由杭州移知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年底到任后，蘇軾便開始主持密州的軍政事務，并于次年寫下《超然臺記》。這是一篇兼敘事、抒情與論理的美文，篇幅不長但思想深邃，可謂蘇軾在密州人生的重要寫照。

移守膠西、子由在濟的喜樂

蘇軾來到密州，首先是開心的。其一，官職獲得升遷。來此之前，蘇軾在杭州做通判。通判是州中次于知州的職位，如《神宗正史·職官志》所載，“知州掌郡國之政令，通判為之貳”，可以說是州郡的副長官，人數常常不只一員，而且軍事權力受到限制。而到密州，蘇軾擔任“知密州軍州事”，是主管一州行政、軍事的“一把手”。由“副”而“正”，晉升的獲得感是人之常情。知州能在政治上獨當一面，又為胸懷抱負者提供一個有較大自主性的平臺。這都是蘇軾所希望的。況且，這是蘇軾首次主政一州，他自然對這個相當于古時候“太守”的職位有明確體認。同時期創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中云“為報傾城隨太守”，是太守對滿城百姓相隨狩獵的積極回應，詞作通篇慷慨任氣、意氣風發，“老夫聊發少年狂”、射虎射狼，也是一種舍我其誰的自我意識的彰顯。

其二，情感有所依托。蘇軾到密州做官，胞弟子由（蘇轍字）“適在濟南”。蘇轍在《超然臺賦序》中說，子瞻（蘇軾字）在杭州任職三年沒有調動，因為自己在濟南故而請求調來齊魯之地。所以弟弟的任所當時在濟南是蘇軾自請來密州的重要原因。蘇軾、蘇轍兄弟感情很好，二人早年一同離鄉趕考、同年登榜步入仕途，此后終身相互攙扶，精神上也堪為知己。在密州，蘇軾修筑超然臺，是請蘇轍取的名。中秋飲酒望月，寫出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又說“懷子由”。漂泊異鄉多年的鄉思，在朝中因反對變法而被迫外任地方的不得志，凡此種種，都因“移守膠西（代指密州）”、子由在不遠處而獲得很大精神慰藉。

日食杞菊、為茍全計的困苦

來到密州成為一方主官，蘇軾卻沒有過上“滋潤”生活，反而遭遇明顯的困難與艱苦。一方面是條件艱苦。密州古屬齊地，這里的土地自來就偏于貧瘠、鹽堿化很重。農耕文明時代，土地資源關系民生根本，也同時制約了原本相對發達的漁鹽工商發展。偏在一隅、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也對物質、人員流動產生了不利影響，以致這里“四方賓客不至”。特定的自然條件又造成了這里旱澇災害較為頻繁。蘇軾到任時，密州災害嚴重，持續大旱、螟蝗肆虐，物質相當匱乏。這與他剛離任的江南富庶之地遠不能比。在《超然臺記》中，他將從杭州調任密州作了一番形象的比較：放棄了乘坐舟船的舒適快樂，而要承受坐車騎馬的勞累；放棄了有雕繪墻壁的華宅，而蔽身于粗木建造的簡陋屋舍；遠離了湖光山色的美景，而來到桑麻叢生的荒野。因此，身為知州的他也面臨著食材短缺的窘迫，以致“日食杞菊”，不得不找一些野菜來充實后廚。

另一方面是州務繁重。上任伊始的喜悅與得意尚未及細品，繁重的州郡事務已迫在眉睫。因為權、責相伴，緊接職權而來的是沉重的責任。《超然臺記》中寫道，蘇軾“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可以說，旱災、蝗災和匪盜成為壓在新任的蘇太守身上的“三座大山”，是他當好密州“父母官”亟待解決的重點任務。身為州官，上達朝廷、下接黎民，有時候會“兩頭難”。新法弊病重重又不能不執行，天災人禍橫行百姓悲慘，如何在不違政令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救濟人民，“為茍全之計”，殊費思量。蘇軾由是遭受了比有限的物質艱苦更為持久和折磨的精神之困。《超然臺記》以過半的篇幅探討禍福、辨析大小，現實中所遭受的艱苦就是他哲學思辨的生活來源。

未嘗不在、果蔬可飽的超然

當蘇軾在密州遭受物質、精神雙重困苦時，人們覺得他顯然是快樂不起來的。然而他卻宣稱在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體豐，連頭上白發也逐漸轉黑，仿佛日子過得不錯。《超然臺記》“樂”字出現8次，甚至于最后蘇軾滿足地直呼“樂哉游乎”。困苦境地中出現了如此“反轉”，得益于蘇軾的超然物外、樂觀積極的認識。

應辯證禍福小大。在《超然臺記》中，蘇軾分析人們孜孜以求福而辭禍但卻往往不可得，原因是人欲望的無限與物質的有限之間的矛盾。如果“游于物之內”，就像鉆到事物里面，看到的自然是橫亙眼前的高大狀態，進而被壓迫，產生無法逾越的困難。因此美惡憂樂的產生源于自己認識的狹隘。明白了這般原理，就應該辯證地看待事物，善于發現事物的“可觀”之處，由此培養自己獲得快樂的能力。因為物皆有可樂之處，“非必怪奇瑋麗者”，這迥異于王安石“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的觀點。在蘇軾另一篇文章《寶繪堂記》中，他提出君子要“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懂得欣賞事物但不可沉溺其中，這樣的話微小之物就可以讓人快樂、極致之物也不會給人造成傷害。兩文的思想是相通的。

要能夠既來則安。面對困難，蘇軾主張不應逃避，而要迎面而上。文中寫道“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表面上是說他無論天氣的陰晴、時間的早晚，常常在超然臺上游賞。超然臺，其實是濃縮的密州，這句話實是蘇軾對于自己在密州期間全過程融入這里、“完整版在場”的詩意表達。“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濁酒可以醉、粗食也能飽，這種蘇軾式的達觀，不正契合了儒家“復圣”顏回的簞食瓢飲而不改樂嗎？孔顏樂處，既來之則安之，大多數人只是說說，蘇軾卻真的做到了，正如他多年后在詞中寫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需堅持積極自強。蘇轍取《老子》中的語詞，為密州修葺的高臺定名“超然”。但蘇軾的超然并非尋求出世、消極無為。政治上，蘇軾積極作為。在《超然臺記》中，蘇軾說他喜歡這里風俗的淳樸，這里的官吏百姓也習慣了他的愚拙無能。其前半句應是真心話，后半句卻是謙辭。在密州，蘇知州帶領民眾祭山祈雨、田獵練兵，用實際行動解決了地方難題，為官一任造福了一方。生活上，蘇軾積極體驗。考察歷史遺跡，感悟先賢風采，從眾多古人——姜太公、齊桓公、盧敖、韓信等身上思索正反兩面的人生之道，獲得歷史的啟示。一處前代廢棄的臺子稍加修葺就能“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園子里粗摘的蔬菜、池塘中釣取的游魚加上高粱酒、熟糙米，就可資其樂游。這正是蘇軾的本事！文學上，蘇軾積極開拓。密州期間他創作了一系列傳世佳作。如其出獵詞、悼亡詞分別是豪放、婉約詞之極品，中秋詞、清明詞更是同類題材之巔峰，無怪乎有人說蘇軾將密州變成了其詞創作的“蜜鄉”。蘇軾的老師歐陽修有一個著名的理論——“窮而后工”，意思是文人越是窘困不順，作品就有可能寫得越好。身為父母官的使命如一副重擔，造成了蘇軾的壓力和困頓，卻在客觀上也促發了他沉淀情感、凝練文學佳作。詞中“東坡范式”的橫空問世，與《超然臺記》等詩文佳作的寫就，都堪稱由困境苦楚玉成的華章。

清代金圣嘆盛贊《超然臺記》“手法超妙”，言之不虛。但透過表面深入考察，駕馭高超藝術技巧的是作者深邃的精神力量。惟其賦予真情實感，文章才能言之有物，進而感動人心。正如人們傳說的——人生緣何不快樂，只因未讀蘇東坡。蘇軾深諳“游于物之外”，故可“無所往而不樂”。在密州，他超脫了得失苦樂，實現了人生境界的躍升。而且，可喜的是他未吝筆墨，將個中委曲盡錄于紙間，后人于是有幸得以讀之、賞之、嘆之、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