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而且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形成及流傳于我國先秦時期的經典無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根本和主要源泉，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關鍵載體。

山川呈瑞，地不愛寶。百年間，出土文獻持續涌現，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勢如井噴，進入21世紀更是有清華簡、北大簡、安大簡、海昏簡等重磅材料再現。這些重現的簡帛文獻不僅使我們見到了古書實物的原貌，更使我們對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及流傳過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合理的認識和理解。

辨偽與存真：對早期經典的第一次反思

在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學界對于中國早期經典的生成及整體品質問題曾有過比較激進的思考。20世紀上半葉的古史辨派對我國的古書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審查，取得了很多成果，產生了很大影響，然其中亦因疑古過勇而導致了某種程度的偏差。當時即有學者針對這種情況提出討論，如呂思勉謂“近二十年來，所謂‘疑古’之風大盛，學者每訾議古書之不可信，其實古書自有其讀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書籍之體例，訾議古書，適見其鹵莽滅裂耳”，明確提出要從古書體例的角度反思古書辨偽活動。

起初疑古后來態度有所轉變的胡適，對當時的古書辨偽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反思。同樣對疑古辨偽發生態度轉變的傅斯年，對古書成書有相當精到的論析，其《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一文代表傅氏“已發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潮的論述”，此文有關古書體例的討論甚至被視為“迄今為止可以破解疑古過勇的唯一有效途徑”。

在這些學者看來，今人對古書的懷疑，問題往往不在古書，而在于后人對古書的特點不甚了解，不知道古書自有其體例及讀法。同樣出于對疑古辨偽思潮的回應，孫德謙、劉咸炘、余嘉錫以古書體例為進路，在拓展傳統校讎學意涵的同時，對中國早期經典的生成與流傳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

統而觀之，對古書疑偽運動的回應與古書辨偽活動相反相成，辯證地完成了對中國早期經典的第一次反思。在古書疑偽活動的刺激下，古書體例作為回應古書疑偽活動的核心內容被提出，進而將對古書的此次反思帶向更深邃的層面。伴隨著20世紀下半葉簡帛古書的大批問世，對早期經典進行新一輪反思的條件日益成熟。

重估與重建：對早期經典的第二次反思

在簡帛古書大量問世的條件下，進一步了解古書形成及流傳過程中的詳細情形，可以說是“對古書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將對古代文化的再認識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也能對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

對古書的新的反思并非僅關涉文獻學領域，對于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這一重大課題具有基礎性意義。李學勤是較早提出對古書進行重新反思的學者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李先生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反思古書，進而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的相關課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及論述，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議題。在結合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基礎上，李先生對古書形成與流傳情形進行了重新歸納，指出古書成書是一個動態的、長時段的復雜過程，并以此對傳統辨偽學的“真”“偽”二分法開展反思。

以上相關議題在學界引發了共鳴。裘錫圭將簡帛古書大量出土條件下的先秦、秦漢典籍研究稱為古典學的第二次重建。裘先生深入分析了以“古史辨”為代表的古典學第一次重建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較為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基于對中國古典學概念、分期以及古典學重建內涵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劉釗認為中國古典學重建正從自發走向自覺。

這種自覺首先表現在對辨偽學理論的揚棄上。馬來西亞學者鄭良樹在對傳統辨偽學概念、理論和方法進行系統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以“古籍時代學”替代“古籍辨偽學”。李零的看法與鄭良樹不謀而合。基于對古書成書及古書體例的深入研究，李零提出了以“古書年代學”替代“古書辨偽學”的意見。張京華將對古代書體書例的總結視為“重建古史”的“內證”之路，以古書體例研究為進路梳理了相關學術史，并據此對辨偽學理論進行了反思。

第二，對傳統辨偽學方法的省思也是上述學術自覺的重要表現。如廖名春依托出土文獻，從古書體例入手對傳統的辨偽方法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審查。李銳對傳統辨偽學的理論預設和常用方法進行了反思，并依托出土文獻對具體的古書體例進行了重新總結。馮勝君除對先秦秦漢古書流傳情形多所補證外，將簡帛古書的形制及抄寫特征作為古書體例的組成部分予以專門討論。

第三，中國早期經典形成研究的新進展無疑是相關課題研究走向自覺最值得關注的內容。典型如寧鎮疆對《老子》早期傳本結構及流變的研究，與李零的《孫子》古本研究一道，為古書成書研究提供了堪稱經典的個案。韓巍基于對北大漢簡《老子》的研究，提出了“古書形態學”概念，以祛除“古書年代學”概念中隱含的“單線進化論”意味。李銳亦以“同文”與“族本”概念對古書形成與流傳情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討論。謝維揚從檢討和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史料學基本概念的高度，對古書成書和流傳情況及其所反映的古書體例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討論和總結，并對古書成書相關問題的研究目標及意義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和論述。

綜上可見，有關中國早期經典生成的研究正在經歷一場范式轉換：由基于真偽概念的“古書辨偽學”轉向基于長時段動態成書觀的古書成書理論。此間不僅有宏觀的理論思考，也有堅實的個案研究，以及基于個案研究之上具有方法論意義的討論。這極大促進了我們對中國早期文獻生成問題的思考，進一步形成具有全局意義的、更加合理的新認識。

文獻傳統與文化自信：重思中國古代文明

重新認識中國早期經典對深入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亦大有助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

相較于其他文明，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有一些獨特的表現，如大地域控制模式對早期國家制度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文獻傳統特征以及獨特的形上學體系。

中國早期經典不僅源遠流長，更值得關注的是文獻在中國古代生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對所有重要事件和常規事件以及重要言論進行記載的原始資料記錄系統（由古代史官制度所支撐），很早就擁有了很高水平的資料整理系統（很早即有實用文獻文本和古書的出現），同時逐步形成了有效的資料著錄系統和檢索方法（構成目錄學的雛形和對古書引用的傳統），以及對于文獻活動的一定意義和水平上的批評系統（見于史官職業準則的形成和非官屬著作活動的出現）。更重要的是在所有這些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文獻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所擁有的崇高地位和極其重要的作用。謝維揚將此稱為中國古代的文獻傳統。中國古代文獻傳統與古代中國形上學的內容和建構是密切相關的。古代中國形上學的成果經歷經典化過程后，最終成為解釋國家和社會行為及一切經驗現象的最高依據，總體上反映出很高水平的認知活動。

重新認識中國早期經典及其所代表的文獻傳統，無疑是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有效進路與核心課題。中國古代文明的上述特性不僅極有助于文明的持久延續，更是涵育中華文明獨特價值體系的土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理念均是植根于此的文明碩果。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性對于理解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國家”有重要意義。中國這個既古老又年輕的“文明型國家”的發展之路，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貢獻了極具價值的中國智慧。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于出土文獻的古書成書及古書體例研究”負責人、南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