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曹禺是著名的劇作家，他的處女作《雷雨》發表后，郭沫若稱贊“這是一部難得的優秀力作”。他的第二部劇作《日出》推出后，巴金將其與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并列，譽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最好的收獲”。

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特殊的來信，是畫家黃永玉寫來的，直言不諱地批評了曹禺的一些作品，認為“他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命題不鞏固、不縝密，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并希望他“盡快從沉睡中醒來，要像蕭伯納，像伏爾泰那樣，到老還那么精確，那么不饒點滴，不饒自己”。

曹禺讀了來信，不但沒有生氣，還把黃永玉的長信一頁一頁地夾在照相簿里，每天都拿出來翻閱。

曹禺之所以如此珍視這封批評信，源于他對自己那個階段的創作同樣不滿意。他坦然收下黃永玉信中那些“火辣辣的詞句”，還給黃永玉寫了一封真誠的回信，表達了自責與感激之情。

1983年，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訪華，曹禺特意把他請到家里，拿出這封信，逐字逐句地念給阿瑟·米勒聽。事后，阿瑟·米勒撰文描述了他的迷茫：“這封信對曹禺的批評，用字不多卻相當激烈，還夾雜著明顯羞辱的味道，然而他念信的時候卻神情激動。我真不明白他一臉虔誠地念給我聽，是怎么想的。”

在人生最后的8年里，曹禺幾乎是在醫院中度過的，但他始終沒有離開創作。他的手邊一直有好幾個本子，里邊有他的斷想，有日記，有人物的對話，有寫出的詩，更多的是他想寫劇本的提綱。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寫出“大東西”的曹禺，最終沒能再寫出一個完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