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間，每天夢見坐地鐵。人頭攢動，看不清臉，大家匆忙趕路，就連表情被踩到腳下都不覺。后來不夢地鐵了，夢見每天發工資。發工資本來是件高興的事，但是換個身份，自己是發工資的，而不是領工資的，那場景就很陌生。現在呢，晚上夢到的大多是開車，有時是找車，還有時是找停車位。也不知道去哪兒，總之一直在路上。

夢里的城市很大，很模糊，總是一副似是而非的模樣。醒來卻很清晰，發現夢中的場景，和現實是一一對應的。坐地鐵是在北京，發工資是在深圳，總開車是在太原。說來有趣，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山西人，我竟然是先認識北京和深圳，之后才認識太原的。

那年夏天，太陽很大，高考完填志愿，在選城市時，我毫不猶豫選擇了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許多人向往北京，我選北京卻是因為文學。那個時候，在一個少年的心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之所以閃閃發光，不是因為它是政治的、經濟的，而是因為它是文學的。魯迅筆下的兩棵棗樹，還在阜成門內大街的秋夜里，和奇怪而高遠的天空說話嗎？郁達夫喜歡的北京，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還像他那時一樣嗎？阿城的車站亂得不能再亂，王朔的地鐵站走出裙裾飄飛的米蘭，史鐵生有一座古園，歷盡滄桑等了他四百年，名字叫作地壇……文學的北京，比它的任何一面都靈動，都迷人，讓人無端想親近它、感受它。

然而真到了北京，卻和想象中有點不同。大是真大，美是真美，方便是真方便，但在大和美的中間，卻也有些具體的不那么方便的情形。

猶記得剛去北京時，坐公交不是很愉快。因為小城市的公交只有一個門，而北京的公交有兩三個門，前門上車后門下車，這是規矩，但我不懂，上車就被乘務員訓斥。還有坐反方向的時候，坐過站的時候。坐反方向是因為不懂得看站牌上的箭頭，坐過站則是因為人擠人，既看不清車上的到站文字，也聽不懂報站員語速飛快的方言提醒。是的，北京也是有方言的，比如說顏色的“色”，不讀sè，而讀shǎi，比如說夏天去買個西瓜稱重，不說“稱一下”，而說“約一下”，“約”在這里讀yāo。但去北京之前，我以為北京人說的，都是最標準的普通話。

還有一次在西直門，和女朋友一起過馬路。斑馬線怎么也找不到，硬著頭皮穿隔離帶，車流密而快，很多司機朝我們射來重重的目光，還有人搖下車窗喊：“這倆人兒，玩什么刺激？”原來，他們以為我們是年輕人玩大冒險。實際上，我們是根本不知道有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這種東西，穿越時還直嘀咕：北京這么好，為啥沒有人行橫道呢？

由此可見，鄉下人想要融入大城市，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對城市原住民來說天經地義的事，外來者，或者說后來者，可能是第一次見，需要像個嬰童一樣從頭學起。

年輕人學習相對簡單，大城市的規則，我很快就學會，也適應了。但這些都是表面的，骨子里的東西很難改變。比如上學期間，我去飯店做暑期工，有一些現象就很看不慣，后來我以這段經歷為背景，寫了短篇小說《異香》，發在《青年文學》二〇一九年第十期上。

工作以后，我在石景山的老古城住過兩年。那時老古城還像個城鄉接合部，很多自建的二層小樓，誰家炒個辣子雞，鄰居都要陪著咳嗽，生活氣息十分濃郁。兩年前我故地重游，那里已經都是高樓了。

老古城之后，我在三環邊的雙榆樹也住過三年。其間，我出版了第一本書《一混五六年》，同名小說講的是一些北漂的外省青年，在這座大城市里一混五六年的故事，通過故事，探討了這些人的歸宿和走向。農村是回不去了，大城市融入容易留下難，何去何從是個問題。后來才知道，徐則臣當時也住在離我很近的知春里，他在《如果大雪封門》里寫到的當代商城和中關村大街，我也常去，有幾次看到過那些隱喻般咕咕叫著的鴿子。看了他的小說，我大受震動，同在一個區域生活過，為什么人家就能寫得那么豐饒？于是我又給雙榆樹寫了一篇小說，就是《黃昏鳥》，發表在《上海文學》二〇二一年第三期。

無論如何，北京是我生命中第一座大城市，它有江湖氣，也有人情味，我在這里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和好兄弟。

后來工作變動，去福州待了半年又調回北京。其間，還因公去了趟海峽對岸的臺灣省。七天時間，分別在臺北、阿里山、日月潭、臺中和高雄短暫停留，感覺和大陸的城市比起來，寶島的文化一脈相承，但細節上略有差別。閩南的氣候濕潤，植被茂盛，很多樹木綠葉闊大，如芭蕉樹，和北方葉長且細的松樹、杉樹很不相同。樹如此，人如此，城亦如此。閩南的城市，印象中總有一種濕漉漉的婉約和玲瓏，讓人想到冰心的詩、林徽因的散文、林語堂的小說。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臉孔，而這臉孔，可能有很多面。閩南之后我去嶺南，是因為萬小刀喊我去深圳創業。深圳的第一張臉孔，是熱。那熱和福州相似，又有不同。同樣有濕漉漉的炙烤感，但深圳的熱更有儀式感，“去飯店吃飯，服務員先上一壺熱茶。茶卻不是用來喝的，而是用來燙碗消毒，燙完服務員再拿空碗盛走倒掉”“和福州比，深圳更南一些。不過深圳市區比福州離海更近，夏天雖熱，海風時常光顧，雨水也多，加上空調里應外合，也還過得去”，這些被我寫到了小說《林中火焰》（《都市》二〇二一年第十二期）里。

關于深圳的其他臉孔，我在《林中火焰》里還寫道：

“然而在深圳的第一個家，買了四種藥打組合拳，蟑螂仍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每天晚上一關燈，它們就鬼鬼祟祟地爬出來大搞軍事演習，橫沖直撞，耀武揚威，趾高氣昂的樣子十分過分，以至于清晨兒子醒來后第一句話總是喊：媽媽，快看，有蟑螂！”

“繼南方水果后，她又喜歡上了南方海鮮，魚、蝦、螃蟹、生蠔、扇貝、花甲、小龍蝦甚至三文魚刺身，都評價：好好味！我也喜歡上了廣東特色早餐腸粉，還愛吃一種不知道怎么做的炒米粉，極鮮美。”

我很喜歡的作家阿城說過，生活是很具體的。除了以上這些幾乎擺在明面上的一面，深圳當然也有它潛藏在生活之下的暗流洶涌。基于創業背景的兩種不同的想象，我寫了小說《風中消息》（《牡丹》二〇二三年第三期）和《風繼續吹》（《山西文學》二〇二二年第五期）。前者魔幻而現實，略顯沉郁；后者則是浪漫的、抒情的，有一種守得云開見月明之后的奇異的瑰麗的隱秘綻放。

后來孩子長大了，要上學，父母也像樹一樣悄然老去，逐漸需要照顧，就很自然考慮到安定。北京、深圳、太原，幾經輾轉，最后綜合考慮，我選擇在老家山西的省會太原定居。

初識太原，卻像進入又一個異鄉。去了餐館，習慣性地跟服務員要茶水，答曰沒有，于是要來一壺熱水，自己燙碗筷，服務員還嫌浪費。兒子要吃米，說來碗米飯，服務員一愣，待反應過來是大米時，竟說吃面的人多，點面很快，點大米則需要現蒸。去銀行辦事，女柜員很漂亮，卻很不漂亮地訓斥女保潔：“你看這，球胡麻擦的……”去為民中心辦房產證，中介小哥遲到十分鐘，教育他要守時，小哥居然很委屈：“才這么一會兒，也算遲到？”至于小區門口的商鋪，節假日全部放假不奇怪，就算是工作日，復印店一到晚上七點，也都早早地打烊，徒留門口一段孤冷的月光。

可是太原也有太原的好。首先，除了高峰期的繁忙路段，幾乎從不堵車。東西南北四條中環線，加上濱河東、西路，再加上各種大街、大路以及繞城高速、地鐵、公交的配合，交通大多時刻都清清爽爽。其次自然是美食。山西人回山西，面食應有盡有是大滿足，還有醋，還有汾酒，在外面時不好買到的牌子，在太原都能輕易得到。太原有幾千年的歷史積淀，電影《滿江紅》在這里取景。汾河貫穿南北，藍天白云的天氣越來越多。城市建設也日新月異，晉陽湖公園擁有華北最大的人工湖，湖里有天鵝，還可以坐帆船。

太原的煙火氣息更濃，雖然沒有成都那般安逸，但多數人安土重遷，小富即安，空氣中飄浮著閑適的家常的氣味，生活節奏不緊不慢。我寫小說，寫在期刊發表的小說，就是回太原以后開始的。

生活在城市，讀書寫文，自然會想到城市文學。城市文學是什么？顧名思義，要寫城市里的人和事。如此說來，城市文學的發源，要比科幻文學、懸疑文學、犯罪文學等類型都早得多。《詩經·邶風》里，“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這不就是最初的城市文學嗎？后來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以及再晚一點的《世說新語》《東京夢華錄》，國外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爾的《米格爾街》，乃至當代中國作家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長恨歌》、遲子建的《煙火漫卷》，也都是城市文學了。

城市也好，城市里的人和事也罷，無非維度不同，復雜程度有異，歸根結底，都只是城市的顯性臉孔。城市隱性的多重臉孔，藏在事物的內部、人物的內心，它可能是隱蔽的、幽暗的，也可能是混沌的、曖昧的，是具有破壞性力量的希望和失望不斷循環往復的綜合體。城市文學的意義，固然在于現實之上的記錄和想象，但也更在于這樣深入的發現和挖掘。

我最新出版的小說集《外省青年》，就是基于以上思考在城市文學領域所做的一點探索，收錄了包括上面提到的《異香》《黃昏鳥》《林中火焰》《風中消息》《風繼續吹》等十個短篇小說。至于發現得怎樣，挖掘得如何，這個我說了不算，有待讀者諸君檢驗。

寫到最后，無端想起一個遙遠的黃昏。那時我還住在老古城，一天下班后坐地鐵出站，夕陽斜照，晚風正好，走了沒幾步，聽到有人叫我。我看見一個不認識的阿姨，領著一個衣著樸素的姑娘，說姑娘沒飯吃，示意她可以跟我回家。我當然拒絕了。當時只道是騙局，現在想起來，卻感覺這背后大有故事。而這，正是大城市的又一張臉孔。

張象：一九八四年生于山西，本名張偉，魯迅文學院第四十二屆高研班學員，山西文學院第七屆簽約作家。曾在《青年文學》《上海文學》《山西文學》《西湖》等刊發表小說，出版有《一混五六年》《你高興就好》等作品。有小說入選高中語文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