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即人學，人類的共同經驗以語言藝術的形式凝成文學經典并得以代代相傳。對于前現代和現代的人們來說，“文學經典”的具體內涵和存在價值是相對明確、具有共識性的，即：文學經典是文化和文學傳承的核心，是文學傳統延續的中心，反映了某一個時代人類精神的面貌和文明程度，體現了文學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體驗和想象生成。文學經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語言與形式的獨創性、想象的延展性。

文學經典：不斷受到沖擊，卻又不斷釋放活力

在一個深受后現代思潮影響的新媒體時代，文學經典“存在與否”、“屬于誰”以及“是何種層次上的”等反思性問題日益突出，在相當程度上使“經典”出現了“地動山搖”，為文學經典的重構以及文學史的重寫開啟了新空間。在今天，文學經典的輻射范圍也與以往不同了，它們不僅要在本民族內部傳承，還要進入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文化“場域”。

文學的跨文化交流是經典的傳承與變遷的重要方面，不但可以使經典本身煥發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還可以幫助我們推進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建構，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發生和20世紀后期“拉美風暴”的引發就是這個問題的最好注腳。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文學經典在消費時代的弱勢格局。在如今文學相對被邊緣化、文學典律的概念日趨淡漠的形勢下，文學研究者應該向學生和廣大讀者傳授些什么？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文學教育碎片化的現實，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文學經典有沒有永恒性？這在前現代和現代文明時期，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經典是不容置疑的，特別是每個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學名著，如中國古代的《詩經》和唐詩宋詞、基督教的《圣經》、伊斯蘭教的《古蘭經》、古希臘的《荷馬史詩》、英國的莎士比亞戲劇等。但是，隨著文化研究、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生態主義乃至各種后現代思潮的到來，一些民族原有的經典不斷受到沖擊，另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作品則開始登上經典的殿堂，文學經典日漸出現多元化面貌。事實上，盡管經典受到了沖擊，但是，一些真正意義的文學經典依然散發著永恒的、不朽的藝術魅力，向當代人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終極的意義，提供豐沛的精神滋養。譬如《詩經》中的《關雎》，當我們今天重新閱讀的時候，依然為詩中所展現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意象之美、音樂之美等感動不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是永恒的。

為什么要閱讀經典？經過時間的淬煉，所謂經典，總是能讓讀者在其中尋覓到對人之處境的真切關心，對人在這個世界上之命運的周徹認知，對人內心經驗的感同身受的體諒，在“認識真理”“立人”的層面上讓參閱之人認識世界、觀照自我。這也正是梁啟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后的附言中所說的，“我們作為社會成員，總要徹底地了解它，才不至于產生社會意識隔閡”，“另一方面我們日常生活中應事接物，常常仰仗它給我們光明”。因此，經典中所凝聚的深邃智慧，決定了經典必須是用來“啃”的，相對于暢銷書等的“淋漓盡致”，并不一定算得上是愉快的體驗。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看，文學經典是了解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文學經典是各民族基本價值觀和審美訴求的反映，在網絡虛擬性沖擊著經典標準的今天，作為民族團結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紐帶的文化經典傳承變得尤為重要，而傳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斷地研究經典，在“價值重估”的平臺上作出與時代相符的文化闡釋。如何與這些經過時間篩選而沉淀下來的經典交流對話，如何從構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學經典中汲取精神養分，不僅是人文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個讀者應該面對的課題。

數字與人文結合，賦予文學經典閱讀和研究新的視角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網絡新生力量急速發展的同時正改變著當下的中國社會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現實社會的媒介文化。在互聯網出現之初，曾被一些一味崇尚“新奇”的文人雅士吹得神乎其神，也曾被另一些文人雅士貶得一文不值。實際上，“互聯網+”的核心是以共生、共享的空間和共創、共贏的平臺來實現用戶的參與、互動，簡言之，“互聯網+”是通過數據識別用戶實現精準服務。科技的發展使民眾不只是信息的消費者，相反，在很多時候，針對一些事件和現象，普通民眾可以把自己的所見、所想以最簡短、快捷的方式傳遞給他人，網絡民意由此走進現實，呈現出對現實的干預能力。

因此，當下的網絡媒介社會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它絕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簡單放大。互聯網時代的傳播方式已然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大眾傳播、交互傳播、沉浸傳播的發展，推動了傳播學理論的思考與創新。不僅如此，由于互聯網等新技術變革支撐的傳播實踐，各種領域的社會關系進入一個持續的重塑過程。展望未來，新技術與新人文的互相融合應該是數碼時代藝術發展的前景。創作者如何選擇和應用技術這把雙刃劍，對文學藝術的生存與發展起著關鍵作用。

面對日益復雜化的社會大轉型環境和“后人類”性的媒介技術“暴漲”，文學經典如何面對、應對和有效介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確實是一個亟需討論的話題。毫無疑問，在日新月異的新媒體語境中，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運用大數據等新方法加強數字人文方面的研究，將詮釋經典與“活用”經典并舉，最大程度地發掘文學經典的精神礦藏。其次要通過多種手段引導公眾關注文學經典、閱讀文學經典。新媒體中有很多關于文學經典的“二度創作”，這其中肯定存在一些對經典的誤讀，但它也是一種重要的“閱讀觸發點”，很多人由這樣的新媒體產品產生對文學經典的閱讀渴望，并獲得進入文學經典的新角度和新方式。這么做的目的就是用新的視角，回到經典文本自身，獲得一種與現實有關聯的文學新認知，重新激活傳統經典在當下的活力。

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新媒體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方式，而且日益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盡管作為“數字人文”的文學經典研究和傳播，愈發離不開“大數據”，但是重視大數據分析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意義的追索和對思想的執著追求。文學經典研究與傳播必須搭建起人文與科技溝通的橋梁。對于文學經典的視覺化生存與數字化發展決不能忽視，也不能過度拔高，應該將時新的媒介高科技運用與傳統的人文意義追索結合，構建立體型、縱深性的人文譜系，以適應時代變化、接續人文根系，更好地實現費孝通先生晚年積極倡導的“將精神遺產轉化為現實資源”的美好愿景。

兩個世紀前，托克維爾有個著名的發問：為什么當文明擴展時，杰出的個體反而減少了？為什么當知識變得每個人都能獲得時，天才反而更難見到？原因固然與物質、技術有關，但更在于人們回避思考、耽溺安樂的自甘平庸與自我放逐。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喚起那種對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對人類整體性精神出路的熱烈關切，而文學經典永遠能夠提供這樣的根基。

在新媒體語境中，更加重視深度思索和反思思維的作用

在新媒介語境中，我們更加需要重視深度思索的作用。知識本來就是供人思索、討論的，以納入生活的經驗當中。而今，深度的閱讀和思索變少了，深入的溝通也變得匱乏。科學技術與文化越來越深入地嵌入人們的生活，而人文文化需要充分地發揮其反思性的作用。如今，知識在無名的數據庫中積累，人們對計算機的使用越來越多，這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信息的汪洋中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必須重視文學經典，結合大數據分析，回到經典本身，結合現實語境進行思想的新創造。

人文知識的特長原本就在于基于理性的批判與反省，文學經典研究必須搭建起人文與科技溝通的橋梁，將詮釋經典與“活用”經典匯通融合。從整體上看，今天的文學經典已經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文學文本，反而成為一個容量巨大的文化“場域”、“話語”海洋，各種來自文學和非文學的力量形成的對話與張力使其“意義”得以不斷生成、增殖與傳播。只有立足于“動態”的文化“場域”視野，文學經典研究才能避免將文本細讀與社會語境人為割裂的危險，進而在文學與社會、精英與大眾、美學與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有效溝通的橋梁。

毫無疑問，文學創作與文學闡釋均是全球化時代表達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展現表達權、語言權和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具體方式。研讀文學經典是全球化時代的明智選擇，基于經典閱讀的人文教育，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幫助我們在新的歷史情境下重新發現、多層面思考“人”自身的內在含義。

（作者系新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