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部小說的主要內容涉及兩個女性復雜、幽微、兼具某種奇妙的友誼與對抗性關系時，常常會被拿來和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相比較。薩博·瑪格達的《門：一位女作家的自白》與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有著高度相似的開頭：一個功成名就的女性作家，出于某種隱秘的原因以一種回溯往昔的姿態將一段隱匿于時光之塵的故事撰寫成書饋贈讀者，要書寫的對象已然消失。費蘭特或許曾受到過薩博文學雨露的滋養。

小說的視角

《門：一位女作家的自白》的整體質感閃爍著偵探小說般的光。在開篇作者就向我們隱隱約約地吐露與描繪了些微小的信號，而從故事伊始，主人公之一的艾梅蘭茲就被塑造成了一個古怪甚至是乖張、裝扮與行為都異于常人的神秘婦人形象，但同時她也獲得了整個地區所有人的尊敬。她那強大的引力場吸附了周圍所有的生靈——包括后文提到的一條狗與九只貓。我們同敘述者都陷溺進了一個奇異的謎團，我們滿心期待著與敘述者一起探索這不尋常的面紗背后的人物真實心理。

但實際上，一切早已注定。在行云流水的敘事中穿插著明滅的閃前式句子，例如“我只在她瀕死的時候才看到她沒戴頭巾的樣子”，時不時提醒我們早已塵埃落定無可更改的結局。敘述者在兩種模糊不清的身份界限間跳躍，有時她會提醒我們她是一個俯瞰整個故事面貌的全知作者，有時又以超高的筆法讓當時的人物心理的齒輪帶動我們的視角轉動。

敘述者獲知真相的方式有兩個途徑：其一是聽取艾梅蘭茲身邊人的轉述，就像我們聽取敘述者的轉述一樣；其二則是艾梅蘭茲的親口講述，通常是大段的直接引語，時不時穿插著對敘事者的提醒與質詢——也仿佛同時向我們質詢一樣。透過人物的鏡片，作者折射出來的是匈牙利歷史的悲慘面龐。

小說的悖論

《拍攝電影》這一章是小說中舉足輕重的一章，敘述者帶著艾梅蘭茲前往自己拍攝電影的現場。在那里，電影工作者們利用現代的機械式的科技營造出了色彩斑斕的氛圍，一種美學的幻影，似乎環境都是服務于人物的心理和狀態的。面對所謂的藝術，艾梅蘭茲嗤之以鼻。她認為這是可憎的海市蜃樓般的虛假騙局，事物應當是真實的，“您應當知道怎么樣讓樹葉聽您的話移動，而不是依賴鼓風機或者別的什么東西”。這是兩人不可調和的矛盾，也讓小說暗含了一個沉潛的矛盾：敘述者在小說中是一個作家，她在敘述故事的時候勢必要中斷，插入抒情性的環境描寫，這些抒情性的點綴通常用以彌漫氣氛或產生象征。這就綻放出一個小小的悖論：這么書寫這個故事是否真的合適？這種抒情性的環境描寫是不是本身也會被艾梅蘭茲所鄙夷？甚至將艾梅蘭茲的故事記錄下來是否真的有意義？要知道，艾梅蘭茲對寫作這個行當也抱有不屑的看法。

同樣的悖論也產生在關于基督的觀念上，敘述者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每周都要例行前往教堂。而在必經之路上，她永遠要面對艾梅蘭茲的冷嘲熱諷。敘述者在小說中也極度熱衷于使用與宗教或者神話相關的隱喻，而小說中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比喻就是出賣耶穌的經典情節。在敘述者的筆下，艾梅蘭茲是一個不信基督的基督徒，甚至她為此還與主持葬禮的神父發生了爭論。然而在泛著光輝的水面下潛藏著一種不安，用這種與艾梅蘭茲的本人想法相抵牾的觀念是否真的合適？這是否只是作者的一廂情愿？我們的視線是否已然偏離了航道——我們看到的實際上只是被敘述者重新繪制的二手形象？

身份的倒轉

從小說的副標題《一位女作家的自白》可以清晰得知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第一人稱敘事又被稱為不可靠敘事，其原因在于敘述者和作者之間那微妙的差異。對于敘述者來說，這本書是回憶錄；而對于作者，則是一本虛構的小說。譬如在小說中敘事者總是在進行自我辯護，但身為局外人的作者會讓我們領悟到這種自我辯護所蘊含的荒謬性。

在小說開頭第一章《門》中，敘事者強調自己“勇敢而坦誠”。但隨著敘事鏈條的行進，我們得出的實際上是截然相反的結論。我們感受到的是敘述者的虛偽，甚至于在她坦承自己的虛偽時，這種坦承也像是一種虛偽的保護、一種無力的自我辯護，背后所藏匿的是更深的虛偽。

敘事學家詹姆斯·費倫提出過關于“聲音”的概念，他認為聲音是“文體、語氣和價值觀的融合”，相同的文體可以突出不同的聲音——即作者的聲音與敘述者的聲音。在《門》中這兩種聲音的差異被發揮到了極致。敘述者引用了叔本華的理念來描述自己，“每一段關系，只要摻雜了個人情感，就容易遭到傷害；只要我允許越多的人接近我，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脆弱。”讀完這本小說，我們反倒會覺得這段話更適合粘貼在艾梅蘭茲的境遇上。她信任了敘述者，將敘述者帶到了那個隔絕了她的秘密的門后面，讓她窺見了那從來無人知曉的現實。但最后讓所有人破“門”而入的原因正是她相信了敘述者。而這個她相信的人并未保護她的私密，棄她而去。敘述者雖然在后面無數次自責，但又用中校的話隱隱為自己開脫——她現在是知名作家了，代表的是這個國家而非個人，她為這個國家肩負著責任。只是，讀者無法忘記她是如何拋棄了自己對艾梅蘭茲的責任。

《門》充溢著許許多多微妙的荒謬性倒轉，最直觀的就是身份的倒轉：雖然艾梅蘭茲為敘述者服務，然而自稱仆人的艾梅蘭茲卻更像是這段關系的主人，而敘述者則像仆人。同樣，身為作家的敘述者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美，而從未讀過書的艾梅蘭茲卻善于在生活的塵封中尋獲珍貴的光輝。

《垃圾清理》這一章光是標題就充滿了諷刺性的意味。艾梅蘭茲用心挑選的禮物被敘述者棄如敝屣，稱之為“破爛”。敘述者解釋這個詞語的時候，文字的修飾又是何其虛偽：“破爛的東西是指在某種程度上是虛假的，它們被仿造出來就是提供微小的、膚淺的快樂。粗制濫造的東西是仿制品、假的、代替真正物體的東西。”充滿著漏洞，以至于在艾梅蘭茲的反駁下轟然坍塌。而最終，她在“破爛”的雕塑中才恍然發現了鑲嵌著的不顯眼卻珍貴的寶石。

小說的詰問

《門》最具荒謬性的是它隱含的故事云層之內的深刻主題，那是關于小說或者文學自身的詰問，即書寫行為本身的意義。在小說開頭，敘述者做出了明確的聲明，這部“回憶錄”是“寫給大家”的，但實際上這本書更像是寫給自己的，猶如麥克尤恩的小說《贖罪》中布里奧尼寫作的原因——寫作是一種自我安慰與自我救贖。

正如敘述者那段解釋“破爛”定義的話語全然不可信，我們又如何能保證通過這本小說能真正了解到艾梅蘭茲的“真實”，又如何能保證敘述者的寫作是“真實”？就像艾梅蘭茲曾經的愛人，以及那本沒有提到她名字的自傳，敘述者的敘述難道不弄虛作假嗎？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敘述者和中校走進艾梅蘭茲留給她的遺產的那間屋子里，所有的逃亡的格羅斯曼家族曾遺留給她的東西原封不動地在那里，但已經被鉆木蟲蛀蝕，手輕輕一碰就坍壞。這是一個搖曳著象征性的場景，同樣坍塌的也是艾梅蘭茲的人生、感情和所珍視的東西，可能也包括這份書寫、這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