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俗學家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顧先生在蘇州的故居也即將進行保護性修復工程。留守在蘇州故居的顧頡剛孫輩顧行健先生，在整理祖父藏書、書物、書信、照片等物時，發現了五封祖父寄回蘇州的家書。這些珍貴的家書從未發表過，從中可以讀出一位慈父、一位富有包容之心的長輩、一位愛護孫輩的祖父的溫柔心跡。

顧頡剛家書

兒媳病重，多次關照

顧頡剛之子顧德輝先生，曾任上海九中教師，晚年致力于整理顧頡剛的生平事跡和學術遺作，并被蘇州傳統文化研究會聘為出版物編輯。早在顧頡剛主持大中國圖書局時，他就在顧頡剛的指導下相繼出版了《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墨子和墨家》《岳飛抗金的故事》等通俗讀物，成為其繼承家學的見證。當時父親還為他取筆名“顧友光”。

顧德輝的夫人張毓蘊，為顧頡剛前妻殷履安家親戚。張毓蘊在企業做會計，丈夫長期在上海任教，兩頭跑，難以顧家，兒子顧行健則在昆山插隊，女兒行吉則尚在讀書，家中繁務幾乎全靠張毓蘊支撐。在顧頡剛的家信中，多次提及兒媳的病情，并悄然勸慰兒子凡事看開。

從顧頡剛的信文可知，張毓蘊患的是胃癌，而且癥狀較重。但是顧德輝當時并未告知妻子實情，而是致信給在京的父親，一訴心中抑郁。

一九七三年七月，顧頡剛致信顧德輝：“接來書，駭悉，毓蘊竟病胃癌，此病難治，成為世界醫學界棘手之癥。”為此，顧頡剛還以好友王伯祥的妻子為例，也是患癌，后經手術治療，仍不得根治，過了沒幾年就病逝了。另外還有一例，即美國記者斯諾，一九六九年曾來中國，“我望見其人，固亦一壯健之中年人，及越二年，遂以癌疾逝于瑞士。瑞士本風景區，無工廠之公害者，乃亦犯此致命之病，此萬不料及者也”。

顧頡剛在信中一再安慰兒子，希望他能安心工作，接受人類生老病死的殘酷現實。“人生到頭，終歸一訣，此盡人所必有，特夫妻之間感情熱烈，其痛苦為尤甚耳。你既在職，不便常歸家省親，惆悵之情況可想，我亦過來人，對你惟有同情耳。”此封信原本寄到蘇州的，但是因為怕張毓蘊看到，就等顧德輝回到上海后才轉寄的。

為了兒媳的病情，顧頡剛當時特地去找了兩位表親老醫師，詳細詢問了病情，從而得知，像她這樣的情況，如果在早期初發時即做手術，則可以痊愈。但現在已經擴散，則無可奈何了。“以毓蘊之勤慎賢淑，在家庭為好主婦，在機關為好干部，對子女為好母親，而竟犯此棘手之癥，痛念曷已。”顧頡剛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經歷，在他二十六歲那年，也是遭遇了喪妻之痛，五十二歲又是同樣的痛苦，兩位妻子都是生命短促。自己生母周氏也是早早病逝，三十一就走了。即他的嬸母也只有四十左右壽命。因此，顧頡剛安慰顧德輝說，今年張毓蘊已近五十，在家中諸婦女中較為“壽長”。張毓蘊后來于五十三歲病逝，可謂無奈，而顧頡剛之所以對兒媳如此關照，則是因為這位兒媳對他頗為孝敬。

年老體弱，兒孫孝敬

顧頡剛這幾封書信，有的是給兒子顧德輝的，有的是給兒媳的，有的則是給孫輩的。他在信中尤其感謝兒媳張毓蘊對他的孝敬關心，如記得他的八十周歲生日，及時寄去蘇州的點心，還有蘇州湖筆作坊的羊毫。家中困難，毓蘊女士也并不多做抱怨，只是默默為家庭付出。

在給張毓蘊的信中，顧頡剛說，他也深受氣管炎、失眠癥等困擾，動輒要住院治療。他一直有個心愿，希望在蘇州的孫輩能有人考進京城的大學，這樣可以更多見到他們。但是沒想到當時有個政策，說是京城的大學只收“北方的學生”，他也只好息此妄想了。

在信中，顧頡剛一再囑咐張毓蘊安心靜養，配合醫院的療程。至于需要什么藥，他也可以在北京找熟人辦理。一九七三年五月，顧頡剛致信張毓蘊：“欣悉你第三次化療結束后，胃口精神逐漸好轉，至以為慰。”同時還寄去了她所需要的薏米二斤多。

在信中，顧頡剛對于顧德輝子行健、女行吉頗為關心，曾寄來北京新出的風景名勝明信片，并寄給孫子一套新出的《十萬個為什么》。同時還表示待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歷史故事叢書”出版后，當及時去新華書店購買后寄給他們。

對于在上海的兄弟，即顧德輝的生父母，顧頡剛也常在信中惦記，并委托他們代為致意，如慶祝大壽，如參加他們子女的喜事。

“愿毓蘊多多休息，勿急于上班，總以養好身體，取得工作本錢，是為至要。”顧頡剛還在信中提及自己雖然年邁體弱，但是總還想把數十年積稿重新整理出來，但因為手抖，不便用鋼筆，可是所用毛筆在北京比較難買到合適的，希望在蘇州買十支“七紫三羊毫”或“二紫八羊毫”，或者到上海代購也可以。

念及恩師，搜尋舊籍

在顧頡剛的家信中，還提到了他的恩師胡介生先生。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家信：“為言與毓芬同住之汪師母即我中學老師胡介生先生之女，當年胡師對我獎勵備至，增加我寫作之自信力不小。晤時乞為道候。不期十五六歲之良師，今日雖已不見，而其女乃住我家，惜我已到‘八十不留飯’之年，無法共話也。”

顧頡剛信中所提的胡介生，即蘇州公立第一中學的教師胡蘊，字介生，號石予。此人為昆山蓬朗鎮人，工詩文，且善繪畫，蘭石、墨梅，信筆而成。胡蘊平時與文化社團南社成員較多聯誼，在“補白大王”鄭逸梅筆下曾有過著墨，因為胡介生也是鄭先生的恩師。另外還有葉圣陶、范煙橋、吳湖帆、江小鶼、王伯祥等都是出自胡先生門下。胡介生一生極其節儉，穿破洞衣服，無不良嗜好，葉圣陶晚年為胡先生遺著作序：“蓋夫子崇德篤行，布衣蔬食，其不言之教，當時門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最后告老還鄉時，所帶則為幾船藏書。也正是在那個時期，顧頡剛才開始了從讀新書到淘舊書，尤其是對歷史學、目錄學類古籍格外喜愛。據顧行健介紹，胡介生之女曾住在顧頡剛蘇州的舊居所，是一位昆曲曲友，信中的“毓芬”應為姨母，即歷史學家方詩銘先生的夫人。

顧頡剛在家信中還常談及搜尋舊書舊刊的事宜。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他致信給在上海執教的顧德輝說：“你要的《中華文史論叢》，我只有一冊，但該社寄我單篇（行）本十冊，茲以一冊贈你。”“又社會科學院出版《歷史學》季刊，又《中國文史研究》季刊，兩刊并有我文，茲各寄來一冊，收到后望來一函為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我在中山大學任教，曾收《孟姜女故事研究》編成三冊出版，當時曾贈你生父一部，每次到美楣里時，見放在樓下書柜中，七七事變后，我存京書籍大量散失，此前遂不可復見。今值百家爭鳴時代，民間文藝社要我收此一故事重行撰寫，而此書在廣東出版，北京各圖書館亦復無存。你到生母家，望為一檢，如其尚存，則我將此故事重行編撰，方便不少矣。”

在家信中，顧頡剛常與家人提及書事，由于家中藏書放在各處，北京、蘇州、上海皆有，從中也可見顧頡剛先生記性非常好，即使是年逾八旬，仍能夠知道什么書在哪里，在誰家有存。而他的后人，如顧潮、顧德輝、顧行健也都是非常愛惜書籍，自覺把家中藏書妥善保管，可謂是真正的藏書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