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想過《大紅裙》和《流動的新家》會放在一起發表。一篇寫的是上世紀80年代末，另一篇取材于就近的見聞，一長一短，風格上也有著激越和舒緩的差異。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怎么看都像是一種奇異的編排。不過仔細想來，兩者之間也有一些錯綜的因緣，比如它們都是在疫情期間誕生的，主角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她們都經歷著顛覆人生軌道的關鍵時刻。

《大紅裙》的初稿是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寫就的。記得那個冬天拖得很長，我和家人時常在廚房的暖空調下忙著各自的事情。爸爸校對賬目，媽媽做糯米團、半月餃之類的點心，妹妹則是伏案為功課忙碌著。那是我碩士期間的最后一個學期，沒有想到要居家完成畢業論文。一想到畢業的時節和更遠的未來，內心有一種前途未卜而迷惘無措的不安。或許也是因此，我扎到了更有蓬勃熱力的事物里，比如偶然淘到的一疊1985年到1990年的時裝雜志。雜志很有意思，我喜歡看里面模特中西土洋相互夾雜的穿著，這些時裝的顏色都很明麗，在形狀剪裁上新穎大膽，甚至有些浮夸作勢，卻處處彌漫著開放向上的氣息。我還喜歡看雜志里的整容廣告，展銷會模特大賽的通知，還有許多介紹如何追求美的文章。那還不是急劇商業化的時代，普通人對于時新的服飾和妝容，總帶著新奇的心思，好像要松開了手腳親自嘗試，又因為一些顧慮左顧右盼著。有意思的是，人們需要這些雜志告訴他們有關美的知識，也需要雜志里有人像發言人那樣，用官方而親和的口吻向他們確認，請放寬心一些，其實美是合理的，人人可以追求的。

這樣的時代變動讓我很著迷，它不僅是服裝領域的，還和集體主義式生活的轉型相關，充滿了個人的機遇和無限的可能。當時我對另外兩個群體也很感興趣：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第一批女模特，她們一開始往往在組織里生活；另一個群體是大學校園里的學生。后來我想創造幾個人物，把他們拉進這個時代，看他們在志向、愛與抉擇的漩渦里沉沉浮浮。故事的主角是俄俄，大衛和表姐，分別是想輟學開服裝公司的女學生，大院子弟，從省隊退役的普通模特。我很喜歡做細部的研究，就從期刊、影像和日記里記錄了一些很打動我的細節。在充滿機遇和波譎云詭的那個年份，這些人的選擇總是和出身背景相關，為了尋找英雄用武之地，或是為了改變命運，有種“心比天高”的氣焰，又或者沒有主心骨，在疑懼中被別人的說辭影響著。這些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常見的，只不過在那個特定年代，故事里的人多少做著孤注一擲的努力。

人在關鍵時刻下的狀態與選擇，是我過去三五年很著迷的話題。出于私人的好奇和困惑，我常想，孤孤零零的人們，和我們看到的歷史，是怎么在某些時刻發生蛻變與更新的？這讓我在文史研究和創作里有一些共同的動力。讀研以來，我做的題目或多或少與變動的歷史時刻相關，比如五四運動里的女學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婚戀抉擇等等。其實這背后有一點刻意想要成長的沖動，想要和青春期無知的自己做一次割裂，但它不免有一些揠苗助長的副作用。至于創作，我的產出很少，但成品大多也是研究和觀察的副產品，取材于就近的和歷史上的人事，然后做很長時間的調查分析。只不過在創作中，我可以自主去設計人物的人生軌跡，換一副更自由的筆法注入我自己的聲音。

后來我跨到英國的疫情高峰，在新的國度開啟了讀博的歷程。我做的題目和戰爭相關，因而閱讀了很多血肉橫飛的戰爭記憶，還有與地下工作、患難情誼和集體生活相關的追憶。頭腦超載帶來的疲憊，和被長期忽略的自我呵護的問題，在異鄉水土和超現實的封鎖體驗中慢慢浮出水面。我親愛的導師非常體貼，給了我足夠的時間來調整狀態；過去的導師也寬慰說，這可能是生活換軌引起的，疾走后也可松弛一段，積累新感受，調整一下步履。確實，兩位老師的呵護與建議都很奏效。這兩年多，我花了許多時間學習如何照料好身體和心情，也作了一番與自己和解的工作，為了調試最佳狀態，我搬了很多次家。從親友的視角看來，這是很辛苦的經歷，不過對于我自己來說，奔波是切換生活節奏的嘗試，因為流動的旅程很有助于整頓心情。

《流動的新家》在結構上的設置，就來源于一些搬家的體驗。不過故事里具體的人事，是從身邊的見聞中脫胎的。那是一個難以用當事人的回憶去還原的事件，本事發生在疫情爆發的一年之后。當時校園里的教學與課余生活，還籠罩在非常態的空氣里，大家陸續地接種著疫苗，逐漸和公寓之外的人交談，結識更多的朋友，探索過去停滯的一年中沒有機會嘗試的事物。在這樣的情景下，欲望與文化沖突多少造就了一些人際上的沖突，也制造了一些人身傷害。其實在封鎖和解封的那一兩年，公寓內外發生了許多人際上的糾紛，可能是因為比周圍的房客稍微年長，我可能更有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在我看來，就身體傷害而言，《流動的新家》是一個有關利用與被利用的悲傷故事。我不喜歡美化傷害，也對另一種激進的口吻保持懷疑，比如，有人要求一個感到傷害的人即刻就用更為明辨事理的姿態，去伸張正義，捍衛自己的立場，我想這是很不現實的，也容易產生二次傷害。現實中的人物，往往需要一點時間和更多的視角，去消化虛實參半的回憶。創傷、憤怒，留戀和困惑，總是共同作用的，立場的提取需要先保持心理上的距離。搬家的一日，對于故事里的小奎恩來說，是逃離案發現場的重要日子，也是重新回顧那個事件的契機。

小說原來的題目不是“流動的新家”，而是“Quo Vadis？（你往何處去？）” ，它是故事里提及的亨利克·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同名小說。當時以此為題，一方面想與這部長篇形成一點對照，另一方面，這個標題是某種疑問，透露著我自己的些許迷茫心緒，因為我確實不知道怎么處理奎恩的未來走向。我把這個故事和其他稿子一起，擱置了很久，才在今年年初把它們重新修改了一番。在我重讀《大紅裙》草稿的時候，我對俄俄的那股生命力倒是感到生疏了，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在疫情中下想突破壓抑狀態的心情。不過，我還是和當時一樣佩服俄俄博弈式的野性，因而在語勢上保留了這樣的生命力，只是把情境寫得舒緩了一些，改變了故事的結尾，沒有交代她的成敗；至于奎恩的故事，我把她從記憶的漩渦中拉出來了一些，讓她走上新的軌道。在故事的最后，她與羊毛球般“溫暖”的原生世界觀正式告別，走進了自主選擇的新式家園，我很喜歡這種敢于承擔風險的意志。

這樣的設計不光是因為我對人物多了點愛惜的成分，還出于對自己的一些提醒。在青春期，我曾經被大小的悲劇感動，在我自身陷入困頓時，也對深陷其中的惰性有過一些縱容。現在我覺得，蛻變與堅挺地更新才是更好的狀態，每一次求生求繁榮的意念，都值得更好的呵護和回贈。這是一種讓我感到開朗的時刻，就像在很多次搬家的時候，對生活用品做著減法，對頭腦中不必要的思緒也做了很多次清理。整個過程讓我對二十幾歲特有的困頓有了新的認識。誠然，很多困頓是特定的文化氣候造就的，很多也難逃家庭的影響，有些其實只是出于偶然，并不是來源于外界的敵意；還有一些，可能不過是頭腦中的幻象與聲音，它是有它的根源，但可以這么去解決：那是一個怪圈，沒有什么可以值得抵抗的——很多時候它只是源自局限在此時此刻的有限視野。從后置視角看來，打開這種困頓的過程很像是一種現實的寫照：像是在沙塵暴的天氣，擁堵在晚高峰的公交車里，時間過了很久很久，大風、雨水和微風都來了，眼前的塵霾逐漸消散，車流也被自然地疏散，車窗上的雨水漸漸地干了，側著身體看出去，街上的夜色和燈光都非常清晰。

回到原先的那個問題：孤孤零零的人們，以及我們看到的歷史，是怎么在某些時刻發生蛻變與更新的？有時候得在關鍵時刻走一走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