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難說清在什么時候，網絡上瞬間滑過的戰爭消息悄無聲息就會潛入我的腦海，向心靈靠近。世界某處的棲息之地多了幾處墳墓，在冷硬的風中，很多時候，我一直不能夠明白什么是入土為安。歲月又增添了新的痕跡，而我已沒有多少心緒來想一想“戰爭”這個有些意味的詞。

戰爭中陣亡士兵全部是為了謀生。

最早萌發寫這部作品的想法，源于在我婆婆的相冊里看見一群年輕人的相片，他們的笑容呼之欲出，無法言說的凝視，留下笑容是為了開心奔赴戰場。戰爭讓士兵的回家路途變得艱澀，在時間一年又一年的逝去和流轉中，年輕的生命無可避免地觸到了歲月的荊棘。

一張照片的痛感也許與流動的季節并無多大關聯，與顫動不定的陽光也沒有多大關聯，浮世浪塵里被擠壓被逼迫的我，很快就學會了遺忘：戰爭不是我看見的，我寫別的作家寫過的，除非有超越的勇氣。

那時我的公公還健在，他是一位戰場上歸來的老兵。九十歲的老兵坐在沙發上急于給我鼓勁，不停敘說他逝去的戰友。那些亡者就像一串省略號，因為戰爭的到來，纏綿悱惻、血脈僨張和涕淚滂沱的往昔全遺忘在被掩埋的塵埃里。

窗外，風里頭飄著雨絲，雨絲比風更長。我想起一首歌：一生只有兩天，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為了死亡輾轉勞頓著有了人生意義，有了歌哭笑罵。而戰爭中的一些出生者，沒有人生，沒有老死。

歷史并不常常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讓一切發生改變，我開始耐心聽婆婆講她經歷過的戰爭，尋找一部長篇的開始。

婆婆的父親是一名東北郵政工作者，“九一八事變”之后，奉天淪陷，但有骨氣的奉天郵務管理局始終堅持使用“中華郵政”，拒絕與日本奉天郵局合作，因郵務長身份是意大利人，日本人也奈何不得，直至1932年偽滿洲國已經被日本人“扶持壯大”，南京國民政府無奈將奉天郵務管理局全部職員撤入山海關內。不太平的日子里，婆婆的父親留下大量的日記，每一本日記綢面封皮上都繡著“和平”二字。八年抗戰是從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全面抗戰開始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實抗戰不只這么短，真正要算，應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至1945年結束。更長一些也可說，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前后就派特務進入中國手繪地圖進行窺探，為占領做準備。

細節就是人性的呈現，日本人對戰爭日復一日地準備，戰爭的到來也會將士兵的心靈壓垮。一切戰爭與殺機，一切輕薄、享樂與懦弱，面對來臨的一切，沒有任何人會一心一意凝視著戰爭帶來的混亂心情，誰都可能會有一次，甚至多次走過那通往死亡的狹道——跟生命有關的極度緊張。人生如黃河水奔瀉千里，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劫難隨著歲月而來，因為戰爭，一切都來不及了。一群亡者，不是英雄，也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中，但，他們都是我筆下的人物，戰爭讓敵我雙方都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籠罩在全球性經濟大蕭條當中。經濟大蕭條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但中國社會在1927年至1937年卻被稱為“黃金十年”，是整個國家實力快速增長的時期，可惜再一次被日本侵略者割斷了。民國時期的中國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關系上，屬于半獨立半殖民地國家，也就是說，它屬于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開始的那個社會形態中的一個階段。在民間人數極少的地主階級占有農村的絕大多數土地，而人數眾多的農民則無地或少地，所以溫飽無法解決，可說是民不聊生。農民無法填飽肚子，因此對出現的一切異族都抱著某種期望，這也是噩夢的開始。

在城市的午后和暮色來臨之前，被太陽籠罩了一天的樹和樓，漸漸拉長了影子，婆婆給我講了戰爭中關于一位年輕士兵的故事。一位外國記者攔住一名奔赴前線的士兵，稚氣未脫的臉引起了記者的好奇。記者問士兵幾歲了，士兵羞澀地講自己已經十六歲了。記者問：奔赴戰爭途中想你的家人嗎？士兵痛苦的臉上燃燒出仇恨，因為他的家人全部死在了戰火中。記者想知道，在士兵的心里，中國能勝利嗎？年輕的士兵斬釘截鐵地回答了他：中國一定會勝利！記者聽到這句話是欣喜的：勝利一定是正義的降臨，當中國勝利之后，你準備干什么？想娶妻生子嗎？年輕的士兵再一次羞澀地笑了笑：那個時候我已經戰死沙場！

戰爭使世界擁有了悲壯的深度，他的出生不是為了戰爭，戰爭卻讓他忽略了生命的意義。

因為戰爭的開始，在黃河岸上穿著壽衣等著被黃河水刮走的老人，因為戰爭的結束，飛翔使鳥成為真正的鳥。在那樣的年代里，不計其數的鄉親，他們的命像塵埃一般默默無聞充斥和填埋在時間里，他們曾經發出的微弱的呻吟是我寫作《和平》的理由。

人間眾生相，寫作情感的限度，其實就是愛的能力的限度。我愛筆下所有出現的人物，無論敵我，因為他們出現在戰爭年代。

于是，我想說：《和平》的敬畏是一種面對戰爭中橫沖直撞的恐懼和無辜生命死亡的敬畏，也是為過去的歲月中無名亡者流淚的跪拜。這部作品超出了我寫作以來的認知范圍，也是一次挑戰。戰爭把一切溫暖的事物變得黑暗和悲傷，如果說現實社會中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出悲劇，那么戰爭中三千五百萬人死亡只是一個數字。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九千五百多萬貧民流離失所。龐大數字的震撼力永遠建立在“一”的基礎上，《和平》也是在一個中國人與一個日本人的基礎上講故事。

戰爭填充了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歷史。時間模糊得不能再模糊，鮮明得不能再鮮明，時間填充了人的一生，來者如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變化的永遠是人間。時間像從一個久遺的日子中走出來的影子一樣，模糊卻巨大。人的一生唯一能代表時間的是鐘表，在鐘表的時速里，人類是毫無理性的。

我想起一句話：天若有情天亦老。其實相對于人而言，天是不老的，沒人能夠看到滄桑巨變，我們所見到的至多是一些痕跡。文學留痕，誠如博爾赫斯所言：文字是共同記憶的符號。

感謝我的公公木林和婆婆張若霞！感謝《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