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譯作《保羅·利科論翻譯》中有一個比喻的觀點，認為翻譯也有幸福。利科說，正是對絕對翻譯的哀悼，成就了翻譯的幸福。語言的絕對性既已消滅，當翻譯的幸福可以接受同一與對等間的差異，也即可以接受非同一的對等時，它就變成了獲得，這就是翻譯的幸福所在。利科對翻譯的認識，可謂洞見入微、切中肯綮。這么看來，幸福不再是人所專享的了。那么，什么樣的翻譯，是幸福的呢？

金圣華認為，翻譯就是一座橋，它的兩邊，氣候懸殊，風光迥異。橋兩邊的人，世代相傳，各忙各的，分別發(fā)展出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習俗風尚。有一天，橋一邊的人，發(fā)現(xiàn)了另一邊的人，想要跟對岸的人打個招呼。怎么辦呢？他們就得修建一座橋，這座橋就是翻譯之橋、溝通之橋。

如此看來，翻譯是把用一種語言構成的作品，用另一種語言再創(chuàng)造出來的活動，而譯者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通過譯者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才能完成翻譯這種跨語言、跨文化的轉換行為。因此，翻譯溝通人類的思想感情，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進步。能做到這三項偉大工作的翻譯，是幸福的。

那么，翻譯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三項偉大的工作的呢？

這主要取決于翻譯行為如何對待和處理語言與文化上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翻譯是一種語言的、文化的行為，是在本族語、本族文化與外國語、外國文化間找尋出路的行為。語言與文化上的自我，指的是本土的語言與文化，與之相對的就是異域語言與文化，就是他者。翻譯就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進行協(xié)調的工作、行為。一方面，翻譯要求同，因為譯文應當在用詞、造句謀篇上都像用譯入語創(chuàng)作的一樣；另一方面，翻譯要存異，因為譯文總會有不同于原作的地方。求同，就是保持自我的立場；存異，就是保留他者的行為。換句話說，這要求對譯者提出要求：譯者可以將譯作翻譯得像本國人用本國語言進行的創(chuàng)作，沒有洋味兒，這就是求同；也可以把譯作翻譯得很有洋味兒，一看就知道是異于本土的作品，這顯然是存異。

德國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認為翻譯有兩種方法：譯者要么盡可能使讀者向作者移動；要么盡可能使作者向讀者移動。前一種方法，是譯者試圖用自己的翻譯讓不懂原語的讀者去接近譯者所占據(jù)的位置，后一種方法則是讓著作的外國讀者讀起來像本國人一樣在寫作。按照這種說法，譯者在此間的任務，就是領悟作者通過對語言藝術的把握來影響譯入語言，并將這種原作的陌生感（他者）在譯作中體現(xiàn)并傳遞給讀者。換言之，譯者必須有意識地保留異于目的語文化中的“洋味兒”，因為這些洋味兒會對譯入文化造成“沖擊”，而只有引入這些對于“自我”來說是異質的東西，才能溝通思想感情、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進步。這樣的翻譯，才是幸福的。與此相反，不幸福的翻譯，就是把原作翻譯得一點沒有洋味兒，讓讀者看起來很熟悉：語言熟悉、文化熟悉，就好像本土作家用本土語言創(chuàng)作的作品，因為這種作品對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實無益處。

很多的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都持相似或相同的翻譯觀念，而且中外很多翻譯家也都以這種觀念從事翻譯實踐活動。語言與文化的自我，因為這樣的翻譯，得到了他者的異質性，從而使自我得到了發(fā)展。

中華文化為何一直能不斷、延續(xù)到今天？季羨林做出反思，從翻譯角度給出了答案：倘若拿河流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shù)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的確，像這樣的、能賡續(xù)文明發(fā)展的翻譯，才是幸福的。

無獨有偶，翻譯理論家韋努蒂論點也相似，但更清晰明了。他認為，翻譯，只要能給譯入語帶來語言及文化的變革，就是好的翻譯。韋努蒂認為，一方面，晚清以來的中國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引進了西方（文學）中的諸多因素，例如細膩的肖像與心理描寫、倒敘的敘事手法，從而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翻譯催生了白話文。那個時代，語言與文化的革新，就是翻譯所帶來的現(xiàn)代性。如此這般，一個國度通過翻譯，營造出一種有利于語言與文化發(fā)展的局面，實屬幸福，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本土文化恰恰通過翻譯，輸入了異質的、他者的語言與文化。這些異己的因素，使得本土文化得到滋養(yǎng)、得到發(fā)展。

在翻譯行為中，譯者是最活躍的因素。譯者引入異質，創(chuàng)造出不同于本土語言與文化的語言及文化。譯者接納看似不可通約的自我與他者，用自己深處兩種文化的間性身份，游移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在翻譯過程中找到補償?shù)拇胧K究將不可通約化為可通約。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的幸福也是譯者的幸福。

以上述觀點來看，作為譯者的林紓是幸福的。1897年初夏，林紓與王壽昌“聲淚合譯《茶花女》，一代譯風自此開”。漢譯《茶花女》打動了諸多不滿封建專制、爭取婚姻自由的青年讀者的心，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近30年里，林紓與不同的合作者譯出超過200部西方小說，學界稱其為“林譯小說”。它和近代梁啟超倡導“新小說”、黃遵憲提出“詩界革命”，三者互為一體，為近代文學轉型貢獻頗多，也為新文化運動埋下了伏筆。

魯迅的翻譯活動，上承林紓，從1903年翻譯出版《哀塵》，以翻譯初登文壇，到1936年譯出《死魂靈》，又以翻譯終，持續(xù)了33年。他用實際行動實踐著自己“別求新聲于異邦”的理想。他在早期的翻譯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使用了很多外來語和新名詞，又在不久之后的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闡明，“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顯然，周氏兄弟想以翻譯域外小說轉移國人性情，改造社會，著眼于提高國人的素質和境界。《域外小說集》所選譯的俄國、東歐、北歐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洋溢著新潮審美趣味，這些異域因素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所缺失的。《小說集》采用直譯的方法，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xiàn)兄弟倆的理想，才能為中華開辟出新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看，魯迅通過翻譯找到了實現(xiàn)自己終生追求的目標。這是作為翻譯家魯迅的幸福。

譯作的讀者也是幸福的。當錢鐘書發(fā)現(xiàn)并精讀“林譯小說”后，才增加了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也正是“林譯小說”，帶領他進到了一個新天地，一個不同于傳統(tǒng)小說的另辟的文學天地。他認為，盡管林譯小說中偶有錯譯、漏譯，但是一點也不影響它的可讀性，反而覺得西洋小說非常迷人、引人入圣。在驚嘆甚至驚訝的同時，讀者不知不覺，從譯作中學到了新知，溝通了情感。

如此，回過頭來看利科翻譯幸福的主張，便會豁然開來。從長時段來看，翻譯確實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fā)展，就連翻譯本身也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時至今日，翻譯依然神圣。而譯者，因了溝通，為了幸福，將會一直詩意地棲于翻譯。

（作者：蔣 童，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