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回想“五四”時期，幾乎所有的傳統(tǒng)觀念都受到了重新審視。當時極具開拓精神、富有開闊視野的一代學人所做的工作，許多至今是我們研究的基點。譬如前數(shù)年電視講座上熱鬧地品讀《三國演義》之類，其實乘“五四”風云而起，“暴得大名”的胡適早就認真做過，并且得出了許多與今人不甚相合，卻極富啟發(fā)意義的看法。

一

在當時人的觀念里，“小說”云云，“隨意雜說者也”，是引車賣漿之流喜歡的玩意兒，難登大雅之堂。但是，經過學界重鎮(zhèn)梁啟超的大力鼓吹，再經由蔡元培、胡適乃至魯迅等一流人物參與研究，寫出專論專著，小說的地位漸次提高，也引起了學者及大眾的重視。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曾隨胡適研習過《紅樓夢》的安徽績溪人汪原放，陸續(xù)將多部舊小說用新式標點重新點讀出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引起了很大反響。用胡適的話說：“他（它）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這多部小說，后來都由風頭正健的胡適詳加考證，寫出評論考訂文字，予以重新估價。舊小說由新文人作考證，當然另有一番氣象。這也是引起人們注意的一個亮點。

胡適最早寫出的，是關于《水滸傳》的考證，時間在1920年7月。此文洋洋灑灑，達數(shù)萬字。1922年5月，他又為汪原放標點的《三國志演義》寫出一篇研讀性序言來。這一篇，他卻似乎沒有太多話要說，只是就幾個突出問題談了自己的觀點。這與胡適對《三國演義》的看法以及他當時側重的研究方向有關系。1917年時，胡適在回復錢玄同的一封信中說：“故鄙意以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古惟《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李伯元的代表作是《官場現(xiàn)形記》，吳趼人的代表作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胡適心目中的古代第一流小說，沒有《三國演義》，甚至它連《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也不及，這其中的緣由，他在給此書寫的研讀性序言及其他閱讀文字里有更為詳細的解說。

二

《三國演義》為何一直以來都能引起人們的想象和興趣呢？胡適認為“這也是很自然的”。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從人們的心理傾向上看，三國時期都很容易引發(fā)人的興味。對此，胡適有一節(jié)通貫中國歷史，又很獨到、有意思的解說。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七個分裂的時代：春秋戰(zhàn)國；楚漢之爭；三國；南北朝；隋唐之際；五代十國；宋金分立時期。這其中，南北朝與南宋時期都是不同民族的分立，中國人心理上總有一點“華夷”觀念，所以對“北朝”史事都不大注意，因而就不大容易形成歷史演義。南宋時期同樣，小說也只是《說岳》等有限且影響不大的作品。其余的幾個分立時期，應該可以成為演義小說的好材料。為何？這種時期：“人才容易見長，勇將與軍師更容易見長，可以不用添枝添葉，而自然有熱鬧的故事。”

可為何這幾個分立階段，偏偏只有“三國”時期，最后被充分“演義”，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影響呢？關于這一點，胡適的解說頗有啟發(fā)意味：“春秋、戰(zhàn)國的時代太古了，材料太少了；況且頭緒太紛繁，不容易做得滿意。楚、漢與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象力來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熱鬧的故事。五代十國頭緒也太繁，況且人才并不高明，故關于這個時代的小說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國時代，魏、蜀、吳三方的人才可算勢均力敵，《三國志》及裴松之的注里保存了大量材料，頗有小說趣味，“因此，這個時代遂成了演義家的絕好題目。”這個見解，不僅是文學的，也是歷史的、心理的，這大約是須有現(xiàn)代觀念和知識眼光的人才做得出來。

三

胡適當時對《三國演義》的形成，有一個總體認知：即它“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遠在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的《驕兒》詩中就有了“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戲謔張飛的虬曲胡須，笑話鄧艾的口吃）這樣牽涉三國人物的詩句，可以證明晚唐時已經有“說三國”的情形了。蘇軾在筆記《東坡志林》里，也記載了當時小孩聽書時的情態(tài)：“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小兒頑皮，家里人也討嫌，只好給他們一點小錢，讓他們去聽人說書。說的書里，三國故事極為吸引人。人們聽見劉備吃了敗仗，都皺起眉頭甚至落淚；可聽見曹操敗了，都高興暢快起來。可見宋代時三國故事已頗為風靡，并且形成了“擁劉貶曹”的民間觀念。

唐宋以降，三國故事更豐富了。元代是我國雜劇創(chuàng)作的繁盛時期，這其中有大量諸如《臥龍崗》《三戰(zhàn)呂布》《哭周瑜》《單刀會》《博望燒屯》《諸葛祭風》《五丈原》之類三國故事的作品。從這些名稱及現(xiàn)存雜劇內容，“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國故事大概與現(xiàn)行的《三國演義》里的故事相差不遠。”“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個被人痛恨的人物，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個足計多謀的軍師，而關羽已成為一個神人。”這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的描寫、判斷如出一轍。

散文的《三國演義》，據胡適看來，應當是從宋代以來“說三分”的“話本”演進變化而來。自然，當時的“話本”，還是較為淺陋的。同已經風行的《水滸傳》相比，用當時學者的評價：“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我們今天通行的《三國演義》，是經過清初毛宗崗大加整理后的本子。對毛宗崗的貢獻，胡適認為“最重要的有幾點”：（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復沓處。”（2）增加有文學吸引力的故事：“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闕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鐘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3）添入了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等文章，增加了“演義”的文化分量；（4）刪削了一些不利于作品主題的文字；（5）刪削了一些不必要的詩詞；（6）辨正了一些不夠合情理或不甚妥帖的故事。從今天的深切影響及傳播廣度看，對于《三國演義》，毛宗崗實在功不可沒。

四

在做了一番考察后，胡適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三國演義》）仍舊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勢力的通俗歷史講義，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學價值的書。”為何？胡適說出兩個原因：“第一，《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象力太少，創(chuàng)造力太薄弱。”還認為：“此書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戰(zhàn)的前后，從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起，到三氣周瑜為止。”在胡適看來，這個時期，三國人才會聚于此，“演義”家們得以盡力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打破了歷史事實的藩籬束縛，因此能將此時“寫得很熱鬧”。他這樣比較：“《水滸傳》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由此，我們摸清了胡適對于小說的要求：有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而《三國演義》過分拘泥史實，因而不能看作小說（演義），尤其無法作為杰出小說看。

第二點，胡適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舉例說，書中盡力寫諸葛亮的足計多謀，結果“竟成一個祭風祭星，神機妙算的道士”。他們寫劉備“仁義”，最終只能寫一個“庸懦無能”之人。想寫出關羽的神武，“然而關羽竟成了一個驕傲無謀的武夫。”（這些也是魯迅對此書人物描寫的看法。胡適在文尾有小注：“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于此。”說胡適這些看法得益于魯迅，當不屬冒昧。）

其它譬如文學的技術，胡適認為：“更‘平凡’了”。“文學的技術最重剪裁。會剪裁的，只消極力描寫一兩件事，便能有聲有色。《三國演義》最不會剪裁，故此書不成為文學的作品。本領在于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不肯遺漏一點。”

有趣的是，盡管因為這么幾點，胡適不認可《三國演義》為文學作品，但是，事實在前，他又不能不承認：“然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甚至“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數(shù)百年來：“無數(shù)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里得著了無數(shù)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里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里學得了做人和應世的本領。”《三國演義》是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甚至“‘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二十四史與《通鑒》《綱鑒》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

說到這些，胡適也許沒有想到，有如此“魔力”，包含這么多“常識和智慧”，“趣味濃厚”，能使人“學得了做人和應世本領”的著述，僅是一部通俗歷史能夠達到？他的這些舉例，恰恰證明了《三國演義》是一部包羅豐富，有高度文學技巧（產生魔力來源），源于史實又超乎史實的文學作品。雖然胡適當時是在以他見到的國外文學作品作為標尺，可回到中國的文學源流，并以國外作品的“魔力”“文學技巧”“剪裁本領”等特征衡量，《三國演義》的確仍是一部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學作品。

當然，在這里并非想與先賢爭論一番。我們只是感覺到，當時許多研究雖屬草創(chuàng)，但觀其眼界、魄力、氣象，均非今天的擺弄許多小噱頭可比，僅僅胡適見出“三國時期最易成為小說題目”一點，對今天人們的認識，就仍然有很大的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