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江門市赤坎鎮是百年僑鄉。熊育群的長篇小說《金墟》以此為原型，以新時代鄉村振興為背景，圍繞赤坎古鎮的城建史，講述司徒氏、關氏兩大家族在百年歷程中既合作又糾纏的家族史，以及僑民的遷徙史、心靈史。跨越不同時代、國別、代際的宏闊架構，陸續上演著各派勢力、歷史風云及其人事紛爭，次第登場的各類人物形象及錯綜復雜的種種關系，以及最終落筆于新時代赤坎古鎮美好發展藍圖的構想，都可見出作者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所展現出的文學愿景：為赤坎作傳，為僑鄉立言，為僑民尋根。因此，在筆者看來，《金墟》是一部書寫百年古鎮、揭示族群往事、展現僑民心史的新時代長篇小說。

以小說方式為赤坎作傳，即主述其在過去百年歷史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無名到聞名的發展歷程，首先是《金墟》所著力呈現的主述向度。小說側重記述赤坎在歷史進程中的兩次復蘇過程；一次是由司徒文倡主持建設的“赤坎墟”，另一次是由司徒譽鎮長主持的赤坎古鎮保護與旅游開發項目。從“赤坎墟”到如今的赤坎鎮，正見證了這一“南方以南”的小鎮跨越百年風雨、發展至今的歷程。及至當下，作為百年古鎮、僑鄉，赤坎在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新時代鄉村振興宏大背景下，又一次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作者通過長期田野調查和參閱《金山掌故》《名鎮赤坎》《簡明廣東史》等文獻史料的方式或途徑，創作出了這部展現鮮明非虛構特征的長篇小說，與近年來頗為流行的“城市傳”寫法有點類似。表面上看，作者以小說方式書寫赤坎古鎮的變遷史，但實則更多采用了非虛構敘事筆法為赤坎作傳。把赤坎作為審美對象，并以“小說+傳記”方式記述其百年發展歷程，其價值與意義自無需贅言。在筆者看來，《金墟》的首要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以生動的故事和更為系統的講述而為讀者提供了一部文學版的“赤坎傳”。

從“赤坎墟”到“赤坎鎮”的百年發展歷程，自始至終都與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的存在息息相關。古鎮、家族、人，三位一體，既相互闡釋，又彼此互證，這就由對城鎮變遷史的講述轉移至關于兩大家族傳奇、命運及其交互關系的述說。由此，《金墟》就內嵌家族小說的常見情節和樣式。經由這種轉換，小說的人物形象及其關系、講述的節奏及其效果，以及那些種種悲歡離合的故事，作為家族小說所較為常見的敘述元素或情節模式，也就更為讀者所熟悉。小說以司徒文倡和司徒譽為中心，不僅逐漸引出司徒家族內部各人物及其關系，還以此作為基點，建構起了關涉整部小說種種關系的主體框架；以關基禮、關璟娜、關澤業、關憶中為基點逐次帶出關氏一族的故事及其紛爭；以徐芷欣尋訪古村落遺跡方式引出徐氏（水上的疍族）一族的種種逸聞或傳說。這就形成了以司徒氏與關氏兩族為中心，以相對邊緣的徐氏一族為補充，講述各自因“赤坎”而引發的或爭或斗、或離或散、或聚或合的家族故事或人生傳奇。由這種跨越百年的家族敘事，不僅可揭示出關于宗法社會的種種世相（比如：民國時期因土地問題而屢屢引發的爭斗；大家族與地方政府的彼此依存或妥協；不同族群之間的信仰及隔絕），也可昭示出內在于其中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比如：司徒譽在推進古鎮保護與開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阻力）。這些借助家族敘事所展現出的上述問題，顯然也是作者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所要揭示的重要命題。

雖然《金墟》嵌入常見的家族小說敘事模式，但它并非在講述關于古鎮三大家族的秘史，而是以此為背景或依托，側重書寫兩個家族幾代人為了各自或共同夢想而從事建設家園的精神歷程。這就涉及到作者所要達成的另一文學愿景——講述僑民去國離鄉的遷徙史，揭示他們眷顧親人、懷戀故鄉、感念國家的家國情懷和隱秘心史。具體來說，一方面，小說依據史料還原了幾代僑民在異國他鄉修鐵路、淘金、開店等人生奮斗故事，以及因避禍、逃難或漂泊而引發的種種遭際。另一方面，小說更側重展現了他們在精神上的深層訴求，即他們遠渡重洋，從資金、技術、人員等各方面持續、全力支持、資助乃至直接參與創建“赤坎墟”，特別是以家族名義創建關氏圖書館、司徒氏圖書館，本身就是一種維系家族根脈、傳承宗族文化、釋懷漂泊之魂的尋根之路。事實上，“赤坎墟”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尤其帶有象征意義的兩大家族的圖書館，其變動都攸關大洋彼岸眾僑民的心態起伏。從“赤坎墟”到赤坎鎮，再到當下的古鎮保護與開始，期間每一次變動都會觸動家族神經或攪起大洋彼岸眾僑民們的心潮，從而引發意想不到的一系列變故。這從司徒文昌主建“赤坎墟”時期兩族之間的利益之爭乃至火拼（甚至抬出了紅衣大炮），到司徒譽主持古鎮保護與開發時期因移民或拆遷問題而引發爭議，于是不得不赴美向僑民當面解釋，都足可見此種問題的敏感和復雜。

《金墟》是一部非常特殊的長篇小說，即如作者所言：“我想嘗試把虛構與非虛構打通。這對虛構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要讓虛構無跡可尋，讓小說真實得像非虛構作品，還要確保它純正的小說味，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是一種新寫法。作者試圖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始終保持一個合理的度并以此呈現擬想中的真實。如何做到“讓虛構無跡可尋”，同時“還要確保它純正的小說味”？采用“小說+傳記”手法，抹平紀實與虛構的區隔，以最大可能、最原生態化地還原“歷史真實”，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充分展開想象，以“小說性”涵容這種真實。具體來說，一方面，以傳記筆法，即以已有文獻為依據，以田野調查為補充，從而建構關于赤坎變遷史。其中，包括關氏、司徒氏兩大家族，騎樓、碉樓、圖書館等古建，以及關涉赤坎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等，大都實有其事或有據可查。另一方面，以此背景、線索，對司徒文倡、司徒譽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對關氏、司徒氏兩家族之間關系的建構，以及對關涉赤坎的種種歷史細節、人物命運，都給予充分想象、虛構，繼而升華為關于生存、命運或靈魂的追問與誠摯表達。比如，徐芷欣對村落古建遺跡的尋訪和徐氏一族根脈的溯源（后寫成《碉樓深處是我家》），司徒譽與伍曉蕾彼此間因身份、志業不同而導致的人生困境，以及謝泉月因愛而不能所上演的人間悲劇（投江而亡），都極富深意，啟人深思，或為至情表達，甚為感人。小說因這種追問與表達而生成了深觸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金墟》的結構和方言運用也頗值得關注。在結構上，小說共十一章，關于歷史與現實的講述依次交叉進行，從而將小說中的時間“空間化”。這就使得中西之人、古今之事及其種種關聯（關系），以并置方式呈現于讀者面前。其中，以司徒文倡、司徒譽為中心，建構并勾連起兩個時代的歷史風景，并讓后者反復審視前者的形象及其功業，從而在文本內部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對話模式。司徒氏家族前后兩代代表人物之間的這種“對話”，不僅關聯家族記憶和血緣宗親，還涉及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兩種道路的抉擇。這就從形式到內容達成了有機統一，是這部長篇小說生成文學意蘊和表達深層主題的主要來源；在方言運用上，有限度地使用粵語方言語匯，以彰顯粵地所獨有的話語神韻。將揾、睇、畀、恁、昆仲、銀紙、靚女、妹仔、細佬仔等這些粵地口語中常用語匯，以不作注方式直接引入小說中，是對“雜取種種話”以豐富小說語言的一次有效實踐。比如：“司徒譽睇到路邊的街燈”（《金墟》第302頁）、“提出離開他兒子畀他一筆銀紙”（《金墟》第390頁）。在這兩句話中，“睇”（看）、“畀”（給）、“銀紙”（鈔票）都是粵方言中的常見語匯。在此，以不作注方式直接引入小說，使其成為小說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又不妨礙北方讀者的閱讀理解，因此，這種實踐是成功的、有益的。對任何一位作家來說，方言是第一母語。如何加工和改造粵語方言土語，以使其成為小說語言的重要質素，始終都是一個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的文學命題。在這方面，熊育群作了很好的示范。然而，他并未充分展開，對粵方言的使用似乎很謹慎。這也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熊育群以小說方式復活了赤坎古鎮的百年風貌和僑民心史，其文學價值和時代意義不可漠視。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主旋律敘事中的一個重要文本，《金墟》的創作與出版恰逢其時。這正如他在一次作家訪談中所言：“我全身心投入《金墟》的創作，希望提供一個看嶺南的新視角，看見那些被歷史忽略的人和事，他們曾經是悲壯而又波瀾壯闊的，他們敢闖敢干，特別是華僑的家國情懷，感天動地。現在大灣區建設對標世界級灣區，大灣區更有鄉村振興的迫切任務，赤坎古鎮無疑提供了一個范例。”（吳波：《<金墟>提供了一個看嶺南的新視角》，《廣州日報》2023年3月20日）百年赤坎古鎮因熊育群及其《金墟》而在新時代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現場的中心地帶，《金墟》也因書寫百年赤坎古鎮和僑民心史而成為“新南方”主旋律敘事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張元珂，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編輯和文學評論工作。著有《韓東論》《中國新文學版本研究》《中國當代小說專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