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文匯報·世紀風》

從“畢癡來”到“皮雅次蕾”

乍見這兩個名字，讀者可能不明所以。但若將之與琵亞詞侶和比亞茲萊這兩個譯名加以比較，就不難發現，“畢癡來”和“皮雅次蕾”原來是英國插畫家Aubrey Beardsley不同的中譯名，雖然后來并沒流傳開來。

這兩個譯名頗有來頭，它們都出自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之手。聞一多文字中首次出現Beardsley是1924年10月致梁實秋信，應是梁實秋來信中先寫到比氏，聞才在回信中說：

Aubrey Beardsley的畫吾無間言矣。他也有文學天才，只不幸短命死矣。我記得書上講有一次他把作品帶給Whistler看，Whistler驚詫之下稱他為“真正的美術家”。他感激流淚，弄得Whistler不好意思，連講I mean it,Aubrey,I mean it!因為從前他沒有受人稱贊過。

可見聞一多讀過比氏的畫和詩，評價頗高，對他的早逝也深表惋惜。但在此信中，他未譯比氏中文名，仍用英文原名，就像郁達夫在其名文《集中于〈黃面志〉的人物》中大寫了比氏卻未將其名譯成中文一樣。

五個月后，聞一多在又一信中通報梁實秋，在美國的“中華戲劇改進社事停頓許久，前由紐約同人討論進行方法，公決由刊行出版物入手”。擬辦的新雜志包括“戲劇”和“各種藝術”方面的文字，刊名則在《雕蟲》與《河圖》之間取舍，或再“慎為斟酌之”。聞一多一口氣草擬了該刊前四期的目錄，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冰心等名家均在約稿之列。就在這份待問世的新雜志第四期草目中，有如下一行字：

畢癡來（Aubrey Beardsley）聞一多

也就是說，聞一多打算為新雜志寫一篇全面評介比氏生平和創作的文章，并把比氏名字譯為“畢癡來”。“畢癡來”三字，似還帶有一點意譯的意味，因為比氏癡迷“陰森奇拔”（田漢語）的插畫。遺憾的是，新雜志沒辦成，聞一多這篇《畢癡來》也未寫成，只留下一個題目和當時未公開的譯名供后來者懷想。

到了1928年6月，聞一多在《新月》第1卷第4期上發表了長篇論文《先拉飛主義》。聞一多留美學的是美術，此文是他研究英國十九世紀重要藝術團體“拉斐爾前派”（聞譯為“先拉飛派”）的一篇力作，在說到“拉斐爾前派”的成就和影響時，聞一多是這樣寫的：

認真的講，英國的畫只算得一套文學的插圖。就“先拉飛派”講，羅瑟蒂的畫是但丁的插圖，韓德的是《圣經》的插圖。再從全部的英國美術史看，從侯加士（Hogarth）數到白蘭柯文（Brangwyn），那一個不是插圖家？一個勃萊克（Blake），一個皮雅次蕾（Beardsley），兩座高峰，遙遙相對，四周兀兀的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山頭……

雖然沒有再進一步詳論，聞一多在這里充分肯定比氏在英國插圖史上的地位，卻是再清楚不過。他又二譯比氏中文名，譯為“皮雅次蕾”。當時琵亞詞侶這個譯名已經流行，聞一多并不沿用，而仍堅持自譯，耐人尋味。

四十余年之后，梁實秋在《憶新月》中，特別提到《新月》的“版型是方方的”，“大概是襲取英國的十九世紀末的著名文藝雜志Yellow Book的形式”。該刊“最引人注意的是多幅的Aubrey Beardsley的畫，古怪夸張而又極富頹廢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歡它”。而今，隨著聞一多兩譯比亞茲萊中文名史實的梳理，梁實秋所回憶的聞一多喜歡比亞茲萊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

石民譯《他人的酒杯》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兩位較有名的石姓作家，一位是石靈，另一位就是英年早逝的石民。石民（1903—1942）以新詩名，有新詩集《良夜與惡夢》行世，被譽為象征詩派的代表之一；也以翻譯名，譯有《巴黎之煩惱》，又是現代翻譯波德萊爾的先行者之一。他擔任北新書局編輯期間，與魯迅頗多交往。魯迅日記中出現他的名字，第一次是1928年7月4日，最后一次已是1936年3月19日了。《巴黎之煩惱》正是魯迅推薦給生活書店才得以出版的，惜魯迅致石民的17通信函均未能保存下來。

不過，石民翻譯的《他人的酒杯》鮮有人關注。這本譯詩集1933年10月北新書局初版，列為“黃皮叢書之六”。“黃皮叢書”一共才六種，前四種均為冰心的作品集，第五種是趙景深的散文集《小妹》。這本薄薄一百二十余頁的《他人的酒杯》，收入石民翻譯的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俄國十二位詩人的三十六首詩。石民的視野是開闊的，選擇也是獨到的。英國選譯了布萊克、S.菲利普和西蒙斯的詩，西蒙斯是有名的《黃面志》雜志的主要詩人，石民推崇其為“英國十九世紀末的新文壇上的一位驍將”，致力于把他介紹到中國來。法國選譯了波德萊爾、雷尼埃和P.弗爾。美國只譯了朗費羅。德國也只譯了海涅。俄國則選譯了萊蒙托夫和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古典和當代各選一位，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他人的酒杯》之《序言》中，石民認為“譯詩最難，尤其是以我們的這種方塊字來譯所謂‘蟹行文’的詩。在好些場合中，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批評“以古奧艱澀的四言詩體去譯那熱情奔放的拜倫”和“以輕飄飄的彈詞體去譯那渾樸遒勁的莎士比亞或溫柔敦厚的丁尼生”都不足取，都是“胡涂透頂”。他主張“譯者對于原作不僅是應當求字面上的了解，尤應潛心涵泳于它的情調和節奏，直至受其靈感，然后，仿佛按著曲譜似的，用自己的言語把它歌唱出來。這才是理想的翻譯。這種翻譯殆不亞于創作”。石民對自己譯的詩是這樣表示的：“所可自信的是，各人的詩譯了出來，多少還保存著各人所特有的面目，足以予讀者以相當的認識。”《序言》末尾，石民畫龍點睛：

昔者法國詩人繆塞有言：“我的詩并不偉大，但我是用我自己的酒杯飲酒。”年末溷跡海上，自己的酒杯幾乎是廢棄了。然終不能忘情于“酒”。譯詩，蓋是聊借“他人的酒杯”云爾。因以此五字題此小小的譯詩集。

那么，就摘錄P.弗爾的《天空充滿了喜悅，正是愉快的五月》的前半部分來品嘗一下石民如何聊借“他人的酒杯”中的“酒”。對這位法國現代詩人，他贊不絕口：

高出這藩籬上，海正在閃躍著，閃躍著如同一片螺鈿。你巴不得往那里面去捉一捉魚哩。天空充滿了喜悅，正是愉快的五月。

海是柔軟的，高出這藩籬上，是柔軟的如同小孩的手掌。你很想撫抱它哩。天空充滿了喜悅，正是愉快的五月。

在微風的靈敏的手里，有無數發光的針，活動著，將海面縫合于這藩籬。天空充滿了喜悅，正是愉快的五月。……

臨了有必要指出，202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漢譯文學序跋集》（1932—1933）失收石民《他人的酒杯》之《序言》。

郁達夫的《南海短簡》

自從新的《郁達夫全集》（2007年1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初版）和《郁達夫年譜》（李杭春、郁峻峰編著，2021年1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初版）問世以來，郁達夫的集外佚作又陸續有所發現，我也編過郁達夫《全集補》（2016年12月海豚出版社初版）。這個發現過程目前仍在繼續，《南海短簡》即為最新的一例。

《南海短簡》1939年12月28日刊于上海《大美報·淺草》，系郁達夫致“××先生”函，先依刊出稿照錄如下：

××先生：

十一月十一日信，前數日收到。我在這里實在忙不過，所以有許多應該做的事情，都擱起了沒有工夫做，如你寄來的大部分稿子，早已在我編的《晨星》欄于上月中登出，而剪報及轉寄之事，卻還不曾做到；遲幾日，當一并剪下寄上。各人的稿費，已于前兩星期，統統寄交宇宙風社，托陶亢德先生轉交了；大約在這信到達上海之先，你們總都可以接到通知。新年又轉瞬將到，希望你能為我收集些關于“這一次新年的文壇人的希望”稿寄來。

抗戰勢必持久，日X也已看到中國的天下三分，竭力想在游擊區開發，乘歐戰之際，發一筆橫財，來替他們的疲怠之師。至于傀儡新政權的樹立，則很不容易，因為汪某不是弗蘭哥，而一時組織傀儡軍團，又不易成功。假若不在華中華南盡撤X兵，則偽政權對民眾又無信用，有不如無。因此種種關系，所以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頗不容易登臺。……

弟郁達夫 十二月四日

信末的省略是原刊編者所刪。郁達夫1938年12月28日自福州抵達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繁星》。因此，一年之后寫給“××先生”的這封信作于新加坡無疑。而此信刊于上海《大美報》，信中又說到“××先生”向《晨星》提供了許多稿件，也進一步支持了這個判斷。

那么，“××先生”是誰？拙見非《大美報·淺草》主編柯靈莫屬。柯靈1939年2月主編上海《文匯報·世紀風》時，就與已到新加坡的郁達夫建立了聯系。已知他倆首次來往信札就以《關于溝通文化的信件》為題，分別載1939年2月28日《星洲日報·晨星》和同年3月17日《文匯報·世紀風》（左圖）。而郁達夫第二次致柯靈信，又以《海外通訊》為題，隱去收信人名，刊1939年3月29日《文匯報·世紀風》。《文匯報》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后，柯靈轉入《大美報》主編副刊《淺草》，收到郁達夫這封信后，故伎重演，仍隱去收信人名，以“××先生”代之，并冠以《南海短簡》之題刊于《淺草》，也就順理成章。

此信所寫，除了希望新加坡與上海文壇加強交流，還說到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對抗戰前途的預測，“弗蘭哥”當指1939年4月上臺的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郁達夫認為“抗戰勢必持久”是很有見地的，整整八年的抗戰史也完全證實了這點。而汪偽政權遲至1940年3月才正式粉墨登場，也證實了郁達夫“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頗不容易登臺”的預測是有根據的。《淺草》所刊此函雖非全信，已頗為難得了。

現在已知柯靈在《世紀風》《淺草》時期一共刊發了三通郁達夫南洋來信，前兩通早已編入《郁達夫全集》，唯獨這通《南海短簡》在發表八十四年后才重見天日。回想當年柯靈委托我查尋已發表的郁達夫致其信札，而今終于完成，真是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