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山間鈴響馬幫來——茶馬古道民歌展演”（以下簡稱展演）展示了我國西北、中南和西南多個地區與民族異彩紛呈的民歌文化。

在這里，我們聽到了茶馬古道北段西北地區漢族與回族的著名歌種“花兒”“信天游”，以及陜南社火樂舞中的民歌《竹竹馬》。數千年之前，原本在這里過著游牧生活的牧羊人們，由于各種環境原因趕著羊群和馬匹，沿著橫斷山脈和南北并流的江河，在一路的走走停停之間與各地土著居民不斷接觸與融合，逐漸發展為西南地區操藏緬語的十多個民族。也許就是出于歷史的原因，在這些民族的民歌中常常可以見到“趕馬”與“放羊”的題材。

陜南漢族民歌《竹竹馬》是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這首民歌的曲調，實為明清時調《鮮花調》（《茉莉花》）的變形，通常在節日社火中表演“竹馬子”時所唱。“竹馬子”即中國南北方社火樂舞中常見的“跑竹馬”，而屬于“鮮花調”家族的隴南民歌《竹竹馬》的曲調，則顯然是從中國東部地區傳播而來，其風格與四川北部的“南坪小調”亦有近似之處。這一現象說明，茶馬古道上的民歌文化并非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一直在與區域外民歌文化產生著持續的交流互融。

在這次展演中，各民族和地域的民歌皆充分張揚了自己的風格之美，體現出自身無可替代的魅力，但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曲目，是在晚會即將結束時，由全體民歌手和觀眾一起載歌載舞的佤族民歌《加林賽》。

我們知道，民歌與藝術歌曲、商業化流行歌曲的一大區別，即在于其共創、共有和共享性質。民歌既然作為全民共創、共有和共享之物，其歌唱行為中也就沒有多少“觀演分離”的觀念，民眾往往集“歌者”與“聽/觀者”角色于一身，可以自主地加入或退出歌唱（或歌舞）行為，從而凸顯出民歌文化乃“天下之公器”的民主與公益性質。《加林賽》的表演充分驗證了這一理論認識的正確性。

《加林賽》是滄源地區的佤族村寨在春節或其他節慶期間，按照習俗組織寨民集體參與的一種傳統樂舞，屬于佤族的諸種春節樂舞（佤語稱“考窩”，又叫“打歌”“打跳”“跳歌”）的一部分。佤語“加林賽”的意思是“大家手牽手排起隊來唱歌跳舞”。《加林賽》的傳統演唱者主要是佤族婦女，她們圍著熊熊燃燒的篝火，用“一領眾和，載歌載舞”的“踏歌”形式，興高采烈、周而復始地演唱，歌聲、舞步與篝火的搖曳光影，烘托出極富感染力的現場氣氛。

由云南大理劍川縣白族歌手演唱的《東山放羊調》，讓我們隱約觸摸到白族、彝族和古羌人之間文化血脈的聯系。

有人猜測，流傳在大理劍川、鶴慶交界山區，由白族和彝族“黑話人”共同擁有的民歌《東山調》，可能是彝族“黑話人”民歌的白族化產物。筆者認為，“黑話文化”有可能是古羌族群在古代南遷過程中，與其他族群相遇之后發生了文化演變，而形成的一種新質文化。從民俗文化角度來看，“黑話文化”中至今保留著大量古羌文化基因，這可以從其存留至今的古老民俗事項，尤其是眾多自然宗教性質的祭祀文化事項中，得以窺見一斑。從“黑話人”現存的民歌事象中，我們或可以尋覓到古代氐羌人音樂的某些遺留。

構成“黑話人”祭祀儀軌的眾多符號中，“羊”始終是一個最為顯赫的核心符號（表象），象征著需要頂禮膜拜的“畜神”——這也透露出“黑話人”及其文化的來源，與作為“西方牧羊人”的古羌人文化之間，或有著較為明顯的歷史承繼關系。

《東山放羊調》曲調的音樂風格與壩區迥異，其最顯著的形態特征，是依歌詞結構或詞語聲調的不同，曲調可作無限變化重復，即以襯詞“啊嘞嘞”及其各種變體（如“而子拉啊嘞嘞”等）起腔，每樂句均高起低落，在十度音域內環繞下行，用一個變化重復的樂句唱出全部歌詞。顯然，這種具有“原始”性質的簡單音樂結構，與常見的由至少兩個以上樂句構成的歌曲旋律結構都不一樣，因而有可能是古氐羌民歌中“一句歌”類型的遺留。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白族人還是黑話人唱《東山調》，其歌詞都一律用白語演唱。由此，筆者聯想到了文化學理論中使用的“濡化”一詞。濡化概念的定義是：“在不同的文化群體因持久地相互集中的接觸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間相互適應、借用，使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文化變遷或部分滲透。它是文化間橫向影響的過程。”簡單地理解，“濡化”不是單向取代的“涵化”，而是不同文化在彼此接觸和互滲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質文化的過程和結果。體現在《東山調》的應用，就是白族人把“黑話人”的民歌借為己用，但把原來的歌詞語言變成了白語；體現在曲詞關系方面，就是白族人用“黑話人”的曲調，“黑話人”用白族人的語言，來演繹同樣一首民歌，這就是文化之“濡化”現象的體現。

由寧夏民歌手演唱的《上去高山望平川》，是西北民歌歌種“花兒”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曲目。這首民歌的曲調音區高亢，節奏悠長。歌詞中的“牡丹”，是指歌唱者心愛的姑娘。

“花兒”是我國西北地區多民族共有的一個著名民歌歌種，在這種民歌中，“牡丹”一詞是最常見的表象之一。人們或以之比喻心愛的情人，或比喻理想的生活或婚姻。如：

白牡丹長的者山里了，紅牡丹長成個樹了；/尕妹妹刻給者心里了，我喝油者不長肉了。//上山的老虎下山來，清泉里吃一趟水來；/我好比蜜蜂采花來，你好比牡丹者綻開。//牡丹的葉葉羊吃了，光桿桿開什么花哩。/心肺肝花你拔了，空腔子活什么人哩。

“牡丹”一詞不僅常出現在“花兒”民歌的歌詞中，而且還被用作這類民歌的曲調類名（即“某某令”），如《白牡丹令》《紅牡丹令》《二牡丹令》等。在河州的回族人看來，“牡丹”意象就是一種“真主的隱喻”的物化符號。所以，“花兒”類民歌中之所以常見“牡丹”意象，實質為西北多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中，以牡丹為喻體的“神秘力量崇拜”觀念的體現。

此外，牡丹崇拜還可能與河湟地區古老的生殖崇拜觀念有關。河湟先民意識到花對于植物的繁殖至關重要，便將花與女性聯系起來，借以滿足人們多子多孫、人丁興旺的美好愿望。

從對西北“花兒”民歌中“牡丹”意象及其內涵的簡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民歌之所以被視為“文化”事象，而不僅僅是“藝術”事象，是由于其豐富的“語義”（所指/內涵）并不是浮漾在聲音和語言的表層，而是深隱在音樂和語言的表象（或曰符號）的背后，猶如一位初看起來質樸無華的村姑，但終究會在不經意間讓人驀然驚艷，繼而頓然穎悟到世間之物并非看起來那么簡單。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民間歌謠”專家組成員）